梦园呓语

13.7 GDP、GNI 和分配正义

据国家统计局，

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全部最终成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创造的增加值之和。可见，GDP 强调国内生产，体现的是增加值的生产创造。

国民总收入 (Gross National Income，GNI)，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结果，等于所有常住单位的初次分配收入之和。

GNI，即在 GDP 的基础上，扣除外国在本国的资本和劳务收入，加上本国从国外获得的资本和劳务收入。

不管 GDP 还是 GNI，都是以加总方式来衡量国家经济。当代所有国际几乎都热衷于用这两种方式来描述国内经济状况。这两个指标都无法说明、甚至不想说明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社会福利这类问题。资本主义发端之初，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便惯于使用国民经济这一加总说法。

如亚当・斯密《国富论》：

劳动获得宽裕的报酬，不仅是一国财富 不断增加 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一国财富 不断增加 的自然症候。另一方面，贫穷的劳动阶级生活捉襟见肘，是一国财富 停滞 的自然症候，而该阶级人民濒临饿死，是一国财富 迅速萎缩 的自然症候。

国民经济的发展（GDP 或 GNI 等）≠ 大部分国民的经济发展 ≠ 国民的幸福。

恩格斯和马克思分别写到：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 “国民财富” 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 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36]60

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 ^[36]156 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117]：¹⁸：张文喜探讨了《所有制与所有权正义：马克思与 “亚当・斯密问题”》

在对斯密等人的评述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存在私有财产和工人需要的悖论，认为市民式的自私自利能够保证与公共利益先天和谐，这是一种幻象。斯密的自然自由原理与利益和谐的自由市场学说注定满足不了任何一个阶级的要求： 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 “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227 页)；因而，恼，没有财产的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 “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 ，而且国民经济学 (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 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同上，第 230 页)

生产资料私有制给特定的阶级带来的具体结果，在本质上绝不是像斯密所讲的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

1993 年，中国正式采用 GDP 作为经济表现的指标，从此开始了追求 GDP 增速的历史。回到亚当・斯密，中国持续发展可以 “先富带动后富”，并且确实使国人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高。但中国如何应对 “财富停滞” 时 “贫困的劳动阶级生活捉襟见肘”，又如何应对经济危机、财富迅速萎缩时的 “濒临饿死” 呢？

四十多年来，中国刺激经济持续增长多是以 大规模超发货币 为主要手段，用基建、房地产等作为货币蓄水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基建、房地产本身成为币。这一政策核心至少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 “洋跃进” 便已出现，只是那时候还没有房地产的加入。执着追求 GDP 高增长的是缓解债务压力、保持泡沫不破的不得已选择。

凯恩斯主义是短期应用经济学，且要求针对经济萧条和上升期适时调整；它对于长期无力，长期应用必然持续集聚毒性。每一次的负债经济增长都必然使将来市场出清、结算埋单时期更加残酷惨痛。

为缓解今日危机，除非我们能将危机转嫁至他国，甚至参与战争。问题是，太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想的 —— 一方面担忧已在世界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的中国经济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希望啃噬世界最大市场之中国的血肉，将自身危机转嫁至中国。这里面没有意识形态之争，只有现实利益。

另外我们的贫富分化已持续加大.

北京大学以全国 25 个省市 160 个区县的 14960 个家庭为基线样本所得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显示， 最富有的 1% 的家庭占有近 1 / 3 的全国财产，而底端 25% 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只占 1% 左右。^[93]

2023 年贝恩公司与招商银行联合发布《2023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提到

2022 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规模达 278 万亿人民币，2020-2022 年年均复合增速为 7%；到 2024 年底，可投资资产总规模预计将突破 300 万亿关口。

2022 年，可投资资产在 1,000 万人民币以上的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达 316 万人，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183 万人民币，共持有可投资资产 101 万亿人民币，2020-2022 年年均复合增速为 10%；预计未来两年，中国高净值人群数量和持有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将以约 11% 和 12% 的复合增速继续增长。

也就是说在中国，0.22% 的人口（高净值人群）占据了总可投资资产的 31.96%, 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增速倍数于 GDP 增速，也意味着财富分化趋势更一步加大。

相比贝恩和招行报告，瑞士信贷和瑞士银行发布的《2023 年世界财富报告》相对乐观些，但只是相对。中国的百万美元富翁数量已占世界 11%，仅次于美国的 38%。

自 2000 年以来， 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大幅上升 。2000 年 财富基尼系数为 59.5，稳步上升，2016 年达到 71.7。2000 年，前 1% 人群的财富份额为 20.7%，2021 年为 30.5%，2022 年上升至 31.4%。

迄今为止美国 百万美元 富翁人数最多，为 2270 万，占世界总数的 38.2%。这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中国，中国占全球百万富翁总数的 10.5%。在本世纪初，日本的百万富翁数量与美国竞争，之后日本的地位一直在稳步下降，于 2014 年被中国超越，2022 年仅占百万富翁的 4.6%，首次排在第四位，仅次于法国（4.8%），并受到德国（4.4%）和英国（4.3%）的挑战。

其实走向这样道路，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中国自身，因为这是现代性世界的可悲客观规律，不以人民、党派、国家意志为转移！各主要经济体都大差不离（见表 13.4 ，但我们确实走得有些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