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园呓语
3.3 大卫・哈维
[6]：大卫・哈维《叛逆的城市》
资本家资本主义永远都在生产城市化所要求的剩余产品。反之，资本主义也需要城市化（与此相关的还有其他一些现象，例如 军事开支 等等）来吸收无止境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 惊险地一跃 ）。因此， 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联系。
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城市化从来都是吸收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手段，城镇化凭借不断变更空间和场所的使用功能，实现空间垄断及垄断地租，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
如果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工资太高，那么必须重新培训现存的劳动力（以技术手段引起失业，或打击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 —— 如撒切尔和里根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采用的 —— 是两种基本方法），或者找到新的劳动力。从一般意义上讲，必须要找到新的生产方式；从特定意义上来讲，必须要找到新的自然资源。
1848 年的经济危机是一个明显的无法利用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危机。拿破仑公布了一个宏大的海内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最重要的是重建巴黎的城市基础设施。奥斯曼使用了类似 凯恩斯 1 的体制，利用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
奥斯曼清楚地认识到，他的使命是 通过城市化来帮助解决剩余资本和失业问题 。当建筑师雅克・伊尼亚斯・希托夫向奥斯曼展示他关于巴黎新林荫大道的设计方案时，奥斯曼驳回了这个方案，他说：“不够宽…… 你的设计宽度是 40 米，我要的是 120 米 。” 他吞并了郊区，重新设计了整个街区，如 Les Halles。要做到这一点，奥斯曼需要 新的金融机构和债务工具 ，即建立在圣西门基础上的 流动信贷和不动产信贷 。实际上，他建立了一个 原始凯恩斯体系，利用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
在随后的 15 年中，这个类似凯恩斯主义的体制运行良好…… 但是这种过度扩张，以及日益具有投机性的金融和信贷制度最终于 1868 年崩溃。 奥斯曼被迫下台。绝望中的拿破仑三世发动了与俾斯麦德国的战争，并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终。
二战后，罗伯特・摩西在整个纽约都市区再现了奥斯曼在巴黎的作为。他改变了有关城市发展的思维尺度， 通过（由债务融资建设的）高速公路系统和基础设施改造，通过郊区化，通过对城市和整个都市区域的重新建设来吸收剩余产品，进而解决剩余资本的吸收问题。 当上述过程在全国范围内的都市区域推行时，对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郊区化在战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郊区发展是以 掏空城市中心 为代价的。聚居在城市中心的少数族裔因此被隔离在新的繁荣之外，并受到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他们的反抗，进而产生了人们所说的 “ 城市危机 ”。
直到 2008 年，美国人一直认为， 住宅市场是美国经济重要的稳定器 ，尤其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高技术崩盘之后。通过新的建设，房地产市场直接吸收了大量剩余资本，而在历史性的低利率条件下，抵押贷款再融资的浪潮导致了住宅资产价格急剧飞涨，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 美国用平均日借款 20 亿美元来维系其不可满足的消费，同时以借贷融资开展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全球性城市化的繁荣一直依赖于建立新的金融体制和措施，以便组织起维持城市化的信贷需要。 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金融创新，特别是销售给世界范围投资者的 地方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打包 ，建立 持有债务抵押债券的新型金融机构 ，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它分散了风险，允许 剩余储备更容易地介入过剩的住房需求 。通过金融机构间的协调，这类金融创新导致 整体利率下降（给那些创造奇迹的金融中介机构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分散风险并不等于消除风险。而且，由于风险可以转嫁到其他地方，这样广泛的风险分散甚至鼓励了 更加风险的地方行为 。由于 没有适当的风险评估管理 ，抵押贷款市场已经失控…… 财政亏空，都再次呈现在 2008 年的次贷和住宅资产危机之中。
地方政府债务的急剧上升和对投资公司借贷控制不力（多由政府主导）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风险，不仅给中国也给全世界的增长前景蒙上了深深阴影。截至 2011 年，中国政府估计市政债务约为 2.2 万亿美元，相当于 “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三分，其中 80% 的债务可能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持有，这些公司由市政府主导，但严格来说不是市政府的一部分。这些组织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标志性建筑，使中国城市如此壮观。但 市政当局的累积债务是巨大的。一波违约浪之一”” 崩溃之后是长期 “日本式停滞” 的可能性是非常真实的。2011 年中国经济增长机器的放缓已经导致进口减少，而这反过来又将反弹到世界上所有那些在中国原材料市场的支持潮 “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巨大负债，中央政府背负着约 2 万亿美元的债务：下蓬勃发展的地区。
吸收剩余已通过 “ 建设性摧毁 ” 引起了 反反复复的城市重建 。由于穷人、弱势群体和在政治权利上被边缘化的那些人总是首当其冲且受到最严重的影响，所以城市重建基本上总是具有阶级性的。新的城市是在旧城市的残骸上建立起来，因而需要暴力。
几乎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都可以看到因有钱人而产生的建设高潮 —— 而有钱人通常具有类似的令人沮丧的性格。与之相伴的是农民在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中变得一无所有，洪水般地涌向城市，沦落为贫困的城市移民。
贯穿整个资本主义历史，国家通过税收拿走一部分剩余资本。在其社会民主阶段，这一比例显著上升，国家控制了大部分剩余。最近 30 年新自由主义一直向 剩余资本私有化 发展…… 其主要成就是，阻止了国家按照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方式来增加税收。更进一步的举措是 建立新的治理体系，将国家和企业利益相结合，并且在城市改造中应用货币权力，确保国家机构的剩余资本支出利好于企业资本和上层阶级。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让富裕精英的阶级力量得以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