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园呓语
12.4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分歧
这一阶段我党高层领导人均认为要纠极左并且发展经济，但就计划和市场两者占比多少存有分歧。
以邓小平代表的自由派倡导更全面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属于自由派，笔者认为两位 “年轻人” 均是被拔苗助长的改开急先锋，用以应对 “老人政治” 中的保守派。
以陈云为代表的保守派倡导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支持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步伐应该慢一些。前台人物可能是姚依林、李鹏？
1977 年 7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和讨论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今后 8 年，除抓紧把 1973 年批准的 43 亿美元进口方案（即 “四三方案”）中的在建项目尽快建成投产外，再进口一批成套设备、单机和技术专利，总额为 65 亿美元。[76]
中央较为乐观，会上就开始加码进口计划，并在之后掀起出国考察热，希望利用西方资本危机的时机，大力引进进口设备。在 1978 年 7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过程中，陈云曾提出 “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派的意见，可能有些同志有不同意见”。但务虚会最终结论仍是膨胀到 “8 年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 4000 亿元增加到 5000 亿元。10 年引进 800 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仅 1978 年，中国实际签约的引进项目总额为 78 亿美元。这比 1950–1977 年 28 年引进项目总额的 65 亿元多出 13 亿美元。这些项目引进所需资金，大多都依赖外债，且外债规模远远超出当时国家的还债能力。此外，由于对引进项目的要求过急，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比如 1978 年 12 月最后 10 天就签订 31 亿美元的协议，因而在实际过程中，有些项目难于建成和正常运转，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76]
“洋跃进” 造成了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电力交通和大型设备、投资和消费等比例失调。
1979 年 3、4 月，针对比例失调，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的新八字方针，决定从 1979 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同时进行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国民经济调整第一次决策的关键人物是陈云，陈云的意见得到邓小平、李先念的支持。”10
1979 年底，基本建设的总规模不仅没有压下来，相反财政收支逆差 170.7 亿元，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外贸出口虽然比上年有所增加，但进口增加更多，逆差 20 亿美元。到 1980 年底，财政、外贸继续保持巨额赤字，迫使两年增发货币 130 亿元, 造成物价大幅上涨。 [75]
1980 年 5、6 月讨论制定六五计划时，陈云提出确保财政平衡、信贷平衡，为此可放缓经济增速，大大压缩基建规模、预防财政赤字、通货膨胀。
邓小平支持大力开放经济特区、吸引外资。陈云对沿海地区资本和外资投机保持警惕，认为资本的唯一目的是超额利润，担心不良后果；希望任用的沿海地区领导更为思想坚定而不是 “头脑灵活”，但没有成功。赵紫阳认为陈云在 1981、1982 年打击沿海地区经济领域犯罪时有扩大化错误，有碍于改革开放进程。
1984 年因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信贷发放过猛、过多，基建规模过大，导致通货膨胀。陈云支持大缩基建和财政赤字；胡耀邦对产值和经济发展速度不是一般乐观，漠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赵紫阳支持较为柔和的软着陆。
据赵紫阳，1987 年 10 月 25 日，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作《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大会报告时，陈云离席。看赵的前后文，可能是赵在报告中提到 “ 政府调控市场, 市场引导企业 ” 时。
1988 年 1 月，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态势下，赵紫阳希望沿海发展更快些，进口国外原料，利用国内劳动力密集和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在发达国家转向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生产的形势下发展出口；姚依林、李鹏担心会给全国经济过热带来影响和地缘经济发展不平衡；陈云等老人担心进口国外原料后向国外半成品、成品出口是否能够通畅流通。就今天看来，在邓小平支持下的赵紫阳这一举措是积极正面的，并为今日中国成为当今世界工厂奠定了基调，功不可没。
1988 年 5 月 18 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 理顺价格 ? 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 姚答： 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 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 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 敢讲不敢讲 ? 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 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 ，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 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 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11
赵在《改革历程》中，也有提到 “1988 年 5 月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 题目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提出今后经济体制的改革, 用几年时间进行 价格改革, 相应地增加职工工资 , 认为这是解决走向市场经济, 结束两种体制并存、价格双轨制的一个关键性战役。” 他认为当时提议有些简单，应该辅以 加强企业管理 的措施⋯⋯
赵对经济的认知水平，一言难尽⋯⋯真要实施了，到时怕不是全民抢货囤货，企业涨价，市场混乱程度绝不会亚于 7 月份之后的抢购风潮。
赵将 1988 年、1989 年严重通货膨胀的问题归于邓小平为解决双轨制并轨，大幅放开市场价格的 “价格闯关”：
1988 年出现的物价上涨 18.5% 的严重通货膨胀, 问题既不出在信贷的失控, 也不是出在基建规模过大, 这两项都没有超过原 “软着陆” 方针下所规定的指标。主要问题是出在 储蓄存款大量下降 …… 现在回过头来看, 如果我们不采取上述的思路和做法, 而是继续实行调放结合的方针, 如果说感到过去步子太小了, 可以把物价放开的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更快一些。同时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 使银行利息高于物价上涨指数, 实行 保值储蓄 ,1988 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是可以避免的。[77]129
鄢一龙和胡鞍钢引用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中的数据：
（1986-1990 “七五” 计划期间）继续推行 1984 年开始的经济过热政策，信贷资金运用增加达到 10686 亿元，货币投放量达到 1657 亿元，均大幅度超过计划指标（分别为 5745 亿元、1000 亿元）(笔者注：也明显高于经济增长。)[62]
笔者认为，赵的说法明显站不住脚，保值储蓄如何能够与通膨、基建、价改、贷款利率、中央财政负担等方面割裂开来单独实现呢？同期陈云、李鹏、姚依林的担心是正确的。
1988 年因价格闯关彻底失败，保守派势力处于上升趋势，自由派势力有所减弱。
1989 月 26 日至 30 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向这次全会提出的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 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措施。⋯⋯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
1990 年 2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宣传部部长王忍之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全国开始兴起 “ 姓资还是姓社 ” 大讨论，这一年主要是保守派出击。
1991 年 1 月 1 日，皇甫平 12 在上海《解放日报》援引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讲话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发表文章《做改革开放的 “带头羊”》。3 月至 4 月，皇甫平连发三篇文章，引发国家上下激辩。4 月 8 日，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补选朱镕基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但自由派仍未取得绝对优势。
邓小平 1992 年 1、2 月以全家度假为由再次南巡，争取到一些省委省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以类似于 “地方包围中央” 的方式，实现了他的政治抱负，确定了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体制。
80 年代过渡时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和两人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可谓浅薄，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基建规模过大、市场变化等问题实在是太过于乐观。
陈云对胡、赵二人的批评多数成立，认为要辩证看待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成立。但陈云当时主要处于保守、被动一方，最终也是市场经济完全取代市场经济，这导致难以用现实发展去验证其理论和实践对错。
陈云始终高度重视粮食战略，建国后的统购统销政策也是由他制定（可见上一章）。城市粮补、进口粮食、控制粮价其实也是延续 “工农剪刀差”，其自述 “ 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 ”，这其实有现实的绝望和无奈。
中国最终还是走向了市场经济道路，且走得太快，或许这是历史和市民社会的必然吧⋯⋯
邓小平与陈云虽有不同见解，但达成了不上纲上线扩大分歧的默契，斗而不破，能够互有吸收和让步。在邓小平 1992 年 1、2 月南巡后，陈云随即在 4 月份访问上海并表扬了上海改革开放的发展。笔者认为两人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民主，对党内整体的求同存异和团结民主起到了好的榜样作用，只是可惜同样并没有走得太远，没有推广至下级官员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