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园呓语
12.8 金融改革
12.8.1 现代化银行
1979 年 10 月 4 日，邓小平同志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作出讲话，收录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指出：“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我国开始了恢复、重构金融体系的工作。
1979 年到 1984 年，中国恢复和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专业银行；中央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同期也成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地方信托投资公司、租赁公司、农村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
1985 年后，中央政府按照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成立了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包括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华夏银行等。
1986 年 12 月 19 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时再次指出 “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1995 年《中国人民银行法》公布以前，财政部可以向人民银行借款和透支，用于弥补中央财政赤字和解决专项支出。《中国人民银行法》关于 “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 的规定出台后，中央财政不能再从人民银行借款。同时《预算法》规定政府财政赤字只能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
12.8.2 汇率双轨制
[90] 杨帆将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汇率制度变革分为两个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因人民币汇率被严重高估， 全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较官方汇率过高，造成企业出口越多亏损越大。 笔者根据杨帆文中表格测算，1975–1979 年的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均高于同期官方汇率 50% 以上，最高达至 68%。
1978 年 8 月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开始实行 外汇留成制 ，所谓 “外汇留成，即是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
“外汇留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 现汇 （在企业和地方、国家间直接分配外汇数量），一种是 额度 ；且以后者为主。所谓外汇额度，是指按照官方汇率获取外汇的一种权利。其目的是 政府直接控制外汇 ，其办法是，外贸企业必须将 包括留成外汇在内的全部收汇，按官方价格售给政府指定的银行， 同时按照留成比例拿到一个凭证，即 外汇额度 。当该企业想使用外汇时，再持 外汇额度凭证 到银行按照政府规定的汇率用人民币购买外汇”。[84]769
杨帆将 1981 年至 1984 年间划分为转轨时期第一阶段 ——“ 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 ”。此一时期， 贸易内部结算价 基本不变，“内部结算价按照 1978 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 2.53 人民币 / 美元加上 10% 的出口利润 计算出来，为 2.8 人民币 / 美元⋯⋯我国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 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 170.42 亿元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 20 世纪 80 年代最高水平”。
有外汇额度的企业暂时不用，而没有外汇额度的企业却急需用汇，外汇额度交易（ 合法和非法 ）及其交易场所就应运而生。[84]769
1980 年到 1983 年中国银行先后在北京、上海等 12 个城市开办了外汇调剂业务。张曙光指出， 调剂柜台外汇交易价格 为贸易内部结算价 2.8 人民币/美元基础上上浮 10%，3.08 人民币/美元），但这仍然低于 市场实际成交价格 。
随着外汇留成的增加和官方控制的放松， 私下的场外交易 发展起来…… 一美元可以兑付 4–5 元人民币。这样，外汇额度的价值已经由 市场 来评价了。 一般的交易方式 是，（笔者注：有外汇或外汇额度凭证的企业）先在银行按照官价提取外汇，出门后再按 黑市价格 补齐（笔者注：按黑市价格卖给需求外汇的企业或个人）。[84]769
杨帆提及 “（第一阶段）影响了 非贸易部门 的积极性⋯⋯ 外贸亏损增大 ，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 外汇管理的混乱 ，更加重了 国家的财政负担 。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 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
杨帆将 1985–1993 年间划分为转轨时期的第二阶段：
官方汇率 和 外汇调剂市场汇率 并存时期。从 198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 取消内部结算价 ，官方汇率应用于 贸易结算 和 非贸易外汇兑付 。
为 鼓励出口 ，在 人民币汇率下调 的同时，1985 年国家又一次 提高外汇留成比例 ，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
这一阶段官价实行以美元为基准的有限弹性汇率制。综合来看汇率恰逢其时的步入了 实质性和典型的价格 “双轨制” 时期 。
1988 年上海首创外汇调剂公开市场，实行公开竞价制度，其它城市也纷纷效仿。这样一来，外汇现汇交易和额度交易就 合法化 了。[84]769-770
1988 年后, 国家 放开了外汇调剂价格 , 调剂价格根据外汇供求 自由浮动 。同年, 在北京设立了 全国外汇调剂中心 , 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外汇调剂市场。 [85]
1988 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 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
1988 年至 1993 年由于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 、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1993 年，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年度贸易逆差。外汇 求大于供 ，市场汇率 不断下跌 ，由 5.70 人民币/美元贬值为 1993 年 2 月的 8.20 人民币/美元。为了 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 ，一度实行限价，造成 外汇流向场外交易 。1993 年 5 月 取消限价 ，市场汇率骤升至 11.20 人民币 / 美元 。1993 年 7 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 1993 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 8.72 人民币 / 美元 。 [90] 人民币市场汇率贬值波动在 43.86% – 96.49% 之间。
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国家决定实行 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实现了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的并轨。特别要强调的是，1994 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是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其中，这个 “单一” 不是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而是相对于 1994 年并轨以前的双重汇率制度来说的。双重汇率制度时期，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差价很大，并轨以后，所有的交易都使用了 市场形成的汇率 ，因此，强调了 “ 单一 ”[91] 。
根据邵宇、陈达飞 [92]，当时对于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并轨在决策层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央行是坚定的支持者，这被认为增加了一个调控经济的工具，而且简化了汇率政策。但就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有分歧： 人民币升值，可抑制通货膨胀，利好民众；贬值，利好出口，但会通货膨胀。 最后在时任副总理兼人行行长的朱镕基主导下，选择了贬值通膨的道路。
1 月 1 日汇率强行并轨，从 5.8 贬至 8.72，一次性贬值 50%，中央配发大量基础货币，加之同期因经济过热、金融信贷短缺等也超发了货币，使我国 1994 年通货膨胀率 24.1%，1995 年 17.1%。
并轨之初，市场普遍认为人民币汇率 8.7 守不住，甚至会跌到 9 甚至 10 以上，俗称 “破九望十”。当时中央下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稳定汇率，另一方面要增加外汇储备。
当时实行全面出口退税，对出口实行了零税率政策，整个退税比例相当于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不少企业受信贷规模控制转而借外汇后兑换成人民币使用，一些外商也以各种形式进入国内进行套利活动，例如某些外商通过其在华企业用外汇兑换人民币后，再高息拆借资金短缺的国内企业。1994 年的出口增长高达 31.9%，贸易收支由 1993 年的逆差 122.2 亿美元转变成为顺差 53.9 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有 1993 年的 275.2 亿美元上升至 337.2 亿美元，增幅达 22.7%；实际利用外资额 458 亿美元。出乎绝大部分人预料，包括中国政府，外汇储备由年初的 212 亿美元猛增到 516.2 亿美元，增加 304.2 亿美元。
1994 年汇改之后，与 “破九望十” 的市场预期相反，人民币反而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部分原因在于经常账户扭亏为盈和国际资本加速流入。至 1998 年 10 月，人民币与美元的双边汇率从 8.72 升至 8.28，升幅 5%。[92]
双轨并轨使中国贸易顺差持续加大，促进了中国国内分工的深化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但与此同时，也令中国丧失了货币主权。 顺差依赖 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美联储利率的波动成为人民币信用震荡的主要外源。 [93]
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的汇率双轨思路是一贯的，国家抛弃财政包袱，减少对各方面的投入和支持，获取收益，解决原来企业出口亏损问题，通过汇率双轨、特别是持续增加市场一轨的权重刺激出口，做大市场。
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简明的，同农业、企业方面的双轨制一样，其中市场轨增大了权利寻租的操作空间，并过来压榨计划轨。双轨并轨似乎是势在必行的，权力寻租似乎也是无法避免的。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历史的趋势吧，不以个人或组织（包括政府）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趋势。
但笔者也认为，不管负面影响是不是大势所趋，在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不能因为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就完全忽视负面，这已经成为一些当代学者和官僚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