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园呓语

11.2 红色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1957–1978 年

笔者将 1957–1978 年称为红色社会主义社会时期。

11.2.1 财经体制改进

^[63]，中央和地方权利分配变化可看周飞舟和谭飞智所著《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历史事件可看胡安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与经济体制改进》 ^[64]。

关于中央集权和给地方放权、分权的内在张力：

中国政体的突出特点是 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一统体制 ，即中央政府对其广大国土及居住其上的民众、各个领域和方面有着最高和最终的决定权。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深刻矛盾是 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 ，集中表现在 中央管辖权与地方治理权间的紧张和不兼容 ：前者趋于权力、资源向上集中，从而削弱了地方政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这一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而后者又常常表现为各行其是、偏离失控，对一统体制的中央核心产生威胁。在一统体制中，这一矛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动态中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点。国家治理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这一矛盾而演化发展起来的，体现在一整套制度设施和应对机制之上。^[65]

地方权力过大，容易造成中央的政令不通，在极端的情况下造成 “诸侯政治” 甚至地方割据和国家分裂；而中央实行过度的集权又容易使得整个政治和经济体制陷于僵化，难以对地方出现的问题进行灵活和适当的反应和处理，地方的小问题往往容易蔓延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问题，从而也威胁到政权和国家的稳定。所谓 “ 一放就乱、一收就死 ” 就是指的这种状况。 ^[64]

（1958 年 4 月改为 “ 五年不变 ” 1957 年 11 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决定从 1958 年起，实行 “以收定支，三年不变” ）的体制。中央政府开始全面下放权限，建立起了 “ 块块为主、条块结合 ” 的计划体制，规定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安排本地区的建设投资和人力、财力、物力以及公共事业项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 第一次大规模放权 的变革。各省开始追求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地方可以自主基建投资等。企业管理方面，央企下放 88%。对企业管理的指标性计划从 12 个减少为 4 个。

官僚主义遍布，地方第一次开始 指标锦标赛 ，1958–1960 年，各地纷纷上马各大中型项目，重复基建，重工业增长了 2.33 倍，轻工业增长了 47%，农业下降了 22.7%。大跃进开始，“浮夸风” 等五风盛行，造成恶劣后果。

大跃进之后，从 1961 年到 1966 年，中央在行政和经济管理上 重新 “收权”，对于恢复国民经济的作用明显。

“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中央提出以 “块块” 为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是 “大跃进” 时期之后的 第二次大规模 “放权”。大量精简、合并中央机构，下放 85% 的部属企业到地方。扩大地方基建投资的管理权；中央统配和部管物资由 1966 年的 579 种减为 1972 年的 217 种，同时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权限给地方。

1973 年 1 月 2 日，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正式提出 “四三方案”。建议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红利，引进 43 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工业结构，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以调整国内 “缺重少轻” 的工业结构。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二轮仍然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统计表明了周恩来总理提出的 “四三方案” 的实施情况：中国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到七十年代用延期付款和利用中国银行外汇存款等方式，大规模引进的机械设备价值高达 42.4 亿美元。同期，中国马上就出现了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第一次面向苏东 “对外开放” 的 “一五” 计划完成后类似的问题：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 1974 年以后，财政赤字连续突破 100 亿元，而当时的财政总规模还不到 800 亿元。^[66]

1974 年，财政困难， 中央收权 ，回归 “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第三次知青上山下乡。

11.2.2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对于新中国这一历史阶段的理解，必须加入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影响的认识。

1956 年 2 月 25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 “秘密报告”，大力批判了斯大林，斯大林模式中一些残酷问题暴露出来，共产主义世界受到极大冲击，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匈牙利发生十月事件，拥有绝大部份法国知识分子的法共有半数以上党员退党，其中一些理论家后来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过三七分，功大于过。² 笔者认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存在分歧和矛盾，但这种分歧和矛盾是建立在两人同一个社会理想的框架之下，并且在当时 “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 语境之下，斯大林的被批判使毛泽东感觉到了沉重的危机，阶级斗争的这根弦更加紧绷起来，整治党内外，达成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统一共识成为毛泽东的首要目标。但是也要考虑在历史语境下，当时世界各国各派领导人的神经都高度敏感和紧张。

11.2.3 整风到反右派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1956 年下半年开始，

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从 1956 年 10 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发生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

1957 年 4 月 27 日，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决定在全党的范围内 “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5 月 4 日，毛泽东起草《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邓小平、薄一波对于此时毛泽东的评价是正确的 —— 毛泽东此时确实是将党内官僚、宗派、主观问题当作社会波动的主因，想依靠开放批评来进行党内整治。

不久党外人士的批评中开始出现很小部分反共反社会主义思想，5 月 15 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认为一些右派正在猖狂进攻。6 月 8 日，毛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直言中国如果不反右，将可能面临匈牙利十月事件⋯⋯到 1958 年 8 月为止，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本是党外批评人士采用的 “大鸣、大放” 形式被借用过来，成为 “ 大鸣、大放、大争辩、大字报 ”，发动反右派斗争。据官方公布，这一运动中全国实际划归右派分子 55 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人被错划。

薄一波认为，1956 年 9 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提出的 “ 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 被 1957 年 9 月到 10 月 9 日召开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错误取代。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更应依靠法制解决社会矛盾，而非群众性阶级斗争。自 1958 年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20 年，党和国家错误实行了群众性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方针。^[60]620-632

11.2.4 浮夸风、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权风

在经历了一年半左右的对 “反冒进” 的批评和提出大跃进之后，1958 年 5 月 5 日至 23 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 总路线 ，在钢铁等重要工业品的产量上赶超英美成为一个目标，笔者认为这标志着在中央政府层面上正式开展大跃进运动。虚报目标并次次层层地加码，“浮夸风” 盛行。薄一波认为农业上的 “浮夸风” 形成的盲目乐观又导致了国家转向工业，形成了工业上的 “浮夸风”，导致举国上下 “以钢为纲” 的大炼钢铁，农村砸锅进行土法小高炉炼钢，钢企不重安全和质量地快速出钢。

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国家计委重新拟定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1958–1962 年的国家计划，这也是真正开始实施的计划)，提出了天方夜谭的高指标，冒进指数 ³ 达到 354.6%，基本建设投资 ^[62] 规模是 “一五” 时期的 7.8 倍，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 4.9 倍，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是 6.7 倍。

由于 “大跃进” 浮夸风的影响，1959 年全国定产指标为 5000 亿斤原粮，而 1959、1960、1961 年的实产量分别只为 3400 亿斤、2870 亿斤、2950 亿斤。三年平均实产比 1957 年减少 827.6 亿斤，但平均年征粮食却比 1957 年增加了 95.8 亿斤，相当多的地方购了农民的 “过头粮”。^4[60]278

浮夸风的盛行，使中央盲目乐观，认为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浮夸风导致的现实具体因素方面，薄一波书中认为是大兴农田水利要求有 更为行之有效的基层组织结构管理 ，对基层组织结构，又刮起了 “共产风” 规模提出了较高要求。

^[60]728-730 1958 年 8 月 17 日到 30 日，中央政治局 1958 年 3 月 20 日成都会议通过，4 月 8 日政治局会议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佐证了这点。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七期中的嵖岈山卫星农业社模式推广至全国。生产生活资料公有，公社命令式调拨农民人力、物力、财力，吃饭不要钱 ⁵，个别公社收缴了农户土地、房屋、资金、粮食⋯⋯邓书杰写到

到 1958 年 10 月底，全国农村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原有的 74 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此时改组成了 2.6 万多个人民公社，加入公社的农户达 1.2 亿，占总农户数的 99% 以上。

农村人民公社兴起的同时，城市人民公社也开始兴起。据邓书杰：

到 1960 年 7 月底，在全国 190 个大中城市中，已经建立了 1064 个人民公社，基本上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

为实现 “15 年赶超英国” 的强国梦，新中国实现了对农村前所未有的集权管理 —— 政社合一的 “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所出现问题的宏观根源究竟是什么？其实早在 1958 年 11 月 2 日至 10 日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已经由毛泽东本人提出答案，并在 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得到深化。八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了问题的根源。笔者认为时至今日这仍然接近标准答案，并且标志着中央正式开始 “纠左”。

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 集体所有制 的经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变为人民公社， 不等于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更不等于由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无论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都 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 。

笔者在苏联一章阐述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目的论和空想成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足以对他的共产主义作出批判，在此不再赘述。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冒进无视了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要求的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物质基础 ；混淆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和 共产主义社会 ；混淆了 集体所有制 和 全民所有制 。

人民公社的实质仍是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权力主体不是全民，而是集体组织。这一环境之下政社合一的集体组织是公社，以及可直接命令调拨公社财产的县级以上国家机构，官僚具有的强大权力和自身欲望是人民公社问题一个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一些文章中已经作出一些判断，特别是在《哥达纲领批判》这一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纲领文件中，沉重批判了拉萨尔为首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仍是按劳分配和 “带有经济、道德、精神方面的资本主义痕迹”，“仍带有资产阶级权利”， 。^[3]435 苏联列宁、斯大林 “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均犯过冒进错误，很遗憾当时中国未能从苏联历史经验中吸取足够教训。

更为遗憾的是党中央未能发展和坚持《决议》的正确看法。1959 年 7 月 2 日至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庐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初期朱德、周小舟、周慧等对公共食堂提出一些反对意见。7 月 14 日，因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更为激进提出左倾错误。7 月 21 日，张闻天在会议上讲话肯定和支持彭德怀观点。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对左右两派 “各打五十大板”。23 日当晚，支持 “纠左” 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等人于黄克诚住处发牢骚，张闻天说出 “像斯大林晚年”。后被互相检举揭发，自此本次大会正式从 “纠左” 转向 “反右”，左倾错误继续扩大化。

另外笔者想提一点，据《重整河山 1950-1959》与《动荡年代 1960-1969》一书，

（农村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幼儿园、托儿所、幸福院等公共事业。截至 1958 年末，全国农村共建立公共食堂 340 多万个，托儿组织 340 多万个，幸福院 15 万所。

（城市人民公社）在这些基本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大中城市中，共计有 850 万闲散劳动力被安置就业，占这些城市闲散劳动力总人数的 87%；共计兴办了 7.6 万个居民公共食堂，就餐人数达 1700 万；8.8 万个托儿所，入托儿童为 365 万；还建立了 8.9 万个服务站。

虽然这些 “大跃进” 充满了主观期望与客观生产力不足的矛盾、大规模调用各方民众资源等问题，但也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1959–1961 年 ⁶，三年困难时期，岁大饥，人相食，饿死者以千万计。

11.2.5 大跃进中后期的安徽省

笔者之所以选择安徽大跃进问题单独论述，原因有四：一、机缘巧合，笔者最先接触这方面的完整史料。二、综合各方观点，安徽省总饿死人数不及四川省、位居全国各省第二，但是饿死人比例是各省最高。三、安徽在大跃进前后出过两个上达天听的大人物，一个张恺帆，一个曾希圣，两人均具各方面代表性。四、安徽省官方尊重这段历史，地方志等文献资料较为健全。

曾希圣于 1952 年 1 月–1962 年 2 月任职安徽省委第一任书记，1960 年 10 月，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⁷。也曾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大跃进时期曾希圣在土法炼钢、水利和粮食方面均大搞 “浮夸风”。

1958 年安徽产粮 167.9 亿斤 ，却被浮夸虚报成 450 亿斤 (指标更高, 是 494 亿斤)，谎报了 2.68 倍。^[67]

在上下不讲真话的氛围中，1959 年安徽粮食生产任务，于 3 月 30 日向全省宣布:“超额完成 720 亿斤 ”! 这一严重浮夸的高指标，是 1959 年实际产量 (140.2 亿斤 ) 的 5.14 倍！虽然当年征购粮是 70.94 亿斤 还不到指标的 9.9%， ^[68] 但却占实际产量的 50.6%。为此，安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

张恺帆 1959 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安徽省副省长，7 月去巣县和老家无为县考察饿死人情况后，未经组织程序、自作主张、暂停无为县公共食堂，放赈救济粮。无为县问题也得到了时任安徽省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陆学斌的支持。此事被上报至庐山会议后，受到严厉批评。在随后 8 月、9 月召开的两次安徽省委会议上两人被定性为 “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

据张回忆录的记录整理者宋霖：

7 月 9 日，张恺帆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报告无为情况和即将实行的 “ 三还原 ” 措施：1. 吃饭还原，停办公共食堂; 2. 自留地还原; 3. 房屋还原，让农民回自己家居住。并于当晚严令县委立即付诸实施，他说: “救人要紧!”

7 月 10 日至 12 日，库存的 150 万斤大米和 300 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 30 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没有奶喝的婴儿；设法弄来的一批肉食品，供应给病人。此举拯救了数十万濒临死亡的人民的生命。

为此，两个多月后，张恺帆全家跌入苦难，六个亲人惨死…… 后来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县、社、队党员、干部和群众，共达 28741 人。^[68]

因笔者资料有限，不知酷爱仕途的曾希圣为何突然在 1960 年底开始转向，顶着重压积极实施 “责任田”，笔者愿意相信曾希圣此时已无法再承受良心的拷问。

老农刘庆兰父子 1956 年起先后上山独立垦荒，4 年 “共向集体无偿缴纳上交粮食 4716 斤（平均每年 1179 斤）”。^[69] 刘庆兰的事迹引发曾希圣极大兴趣，后经毛泽东 “同意试验”，在湖北进行 “计划统一、分配统一、大农活和技术性农活统一、用水和管水统一、抗灾统一” 等 “五个统一” 之下的 “责任田” 推广。

它一问世就很受农民欢迎，全国不少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起来。比如，当时搞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安徽全省达 80%，甘肃临夏地区达 74%，浙江新昌县、四川江北县达到达 70%，广西龙胜县达 42.3%，福建连城县达 42%，贵州全省达 40%，广东、湖南、河北和东北三省也都出现了这种形式。据估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 20%。^[60]1078

据张恺帆回忆：

我想，造成这种局面，高征购、浮夸风是主要原因，但办食堂，层层克扣，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江苏早就把食堂停办了，与各省比较，安徽食堂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后果是惨痛的 —— 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 40 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 400 万。实际上约有 500 万人。^[70]344

张恺帆的 500 万数据可由以下官方数据佐证，据《安徽省志・人口志》所载表 1–1–14，安徽省总人口在 1959–1961 年间 负增长 406 万 ，仅 1960 年就比 1959 年负增长 11.21%，减少 3839979 人 ， ^[71]27；表 2–1–18 记载 1960 年实际死亡人数据为 2218280 人 ，死亡率为 68.58‰，书中还就此写到 “ 此为年报统计数，人口实际损失更大 ”，1960 年的死亡比例远高于之前 ^[71]95-96 的建国后最高峰 ——1959 年的 16.72‰。从 1961 年至 1985 年，安徽省年死亡人数再也未超过 300000 人，死亡比例最高为 1964 年的 8.6‰。

安徽省志 1958 年数据显示溺婴死亡 10159 人，1959-1961 年未提供溺婴数据⋯⋯^[71]108 根据周曼《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人口变动研究》，“关于安徽省的婴儿死亡率，也没有找到确切的数据。安徽与河南同属重灾区，再根据两省死亡率的比较，安徽省的婴儿死亡率可能会高于河南省（河南省 1960 年婴儿死亡率为 276.8‰），但确切数据无法估计。”

1960 年，人口死亡异常，死亡率在 10% 以上的有太和县（163.47‰）、无为县（158.29‰）、宣城县（147.26‰）、毫县（145.95‰）、宿县（130.32‰）、凤阳县（119.46‰）、阜阳县（118.31‰）、肥东县（113.31‰）、五河县（108.71‰）等 9 个县，死亡率最低的是合肥市（11.27‰）。^[71]98

（安徽省）各市县地方志关于人口死亡率的数据普遍（比《人口志》） 更高 。以宣城县为例，安徽省《人口志》显示，1960 年全县人口的出生率为 4.57‰，死亡率为 163.47‰，两相比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2.69‰。《宣城县志》没有显示当年全县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但提供了人口自然增长率数据，为 -205.88‰。 ^[72]

笔者认为同样要引起注意的是，据《安徽省志・人口志》，在 “大跃进” 拨乱反正 3 年后的 1964 年仍出现了 1.81% 的负增长。书中解释是 1964 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各地虚报人口获取利益的现象被纠正。如果将 1964 年纠正的负增长给到之前几年，死亡数据可能更加惨烈。

据姚宏志论文《1959–1961 年安徽灾荒的差异性分析》，安徽省大饥荒时期烤烟、棉花等经济作物国家统购价格下降 20%，改种粮食较多。文中引述的韩敏、王朔柏和陈意新等人的调查结果显示，宗族关系中官僚多的村庄受灾影响小，外派官僚取代原生宗族领袖的村庄受灾影响大，原生宗族领袖和宗族关系未变的村庄受灾影响小（采用偷稻种、瞒产、藏粮、对外守口如瓶等方式）。

曾希圣在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较多人 —— 包括薄一波和陈者香等，说曾希圣是因这时的 “单干风” 而被调离安徽，笔者持不同意见。当时情景是 1962 年 1 月 30 日七千人大会续开 “出气会”，分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等领导人再次分赴几个省区大组，组织开展地委和县委干部对省委书记的 “出气会”，且主要矛头均集中在 “大跃进” 错误。各省委书记捶胸顿足者有，嚎啕大哭者有，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被批判的主要错误是他的饿死人掩盖子问题。

邓子恢、陈云等人在七千人大会同样主张搞 “单干风”，毛泽东后派田家英进行责任田调查，此时并没有 “单干风” 一事；“单干风” 是在同年 8 月北戴河会议转向继续阶级斗争路线后才被定性的。笔者就此认为曾希圣被调离的主要原因绝不是 “责任田”，就是 “掩盖子”。

曾希圣力主推行 “责任田” 有功，但又何必将其粉饰为神呢？“出气会” 初期依然死扛强硬 “掩盖子”，他能算是个神吗？即使经过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教训，国民仍常常打破一个偶像后，又树立起一个新的偶像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客观求真、实事求是与就事论事呢？其实就算是张恺帆，笔者也觉要敬佩他停办食堂、开仓赈粮等英雄事迹和操守，但也莫要让其成神。我们要看的要评价应当是人所做之事，而非赋予人一个刻板标签⋯⋯对于神圣者和偶像的崇拜，无外乎是将本人无力之事寄托于他人，个人人格在此情境下无论如何也是残缺的。

这次始于 1 月 30 日的 “出气会”，高层领导的参与除了为打破僵局、对省委书记展开批判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批判扩大至对一些省委书记更为严重的追责，如入狱、枪毙，隐含得更深层原因可能是将部分中央应付责任转移到省委一级。笔者一家之言，不可轻信，还要批判性吸收为好。

只是，曾希圣，你后来真的悔过了么？

最后，笔者也向曾希圣道一声歉意。本书前后虽批评很多人，但只细述了他一人的过失并不留情地抨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曾希圣也只是个浮萍。笔者细述他的深层目的不是将安徽省大饥荒归咎于他个人，而是他前后的故事均较有代表性，希望官民皆以史为鉴，引以为戒。

11.2.6 对 “大跃进” 的补救措施及反思

• 1. 李若建论文《权力与人性：大跃进时期公共食堂研究》将此时国人分为六个阶层：高级、中级、基层官员、利益相关民众和利益不相关民众，分别就权力和人性两方面展开论述。笔者认为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客观雄文文，建议大家阅读。李若建另一篇《理性与良知：“大跃进” 时期的县级官员》则说明了县官的生态环境、务虚正职与务实副职的差别和一些县长的英雄事迹，前文于无意中也引用了李若建《困难时期的精简职工与下放城镇居民》。我们还有一些负责任的官员、专家、学者和人民背负着国计民生的伟大理想和目标，向他们致敬。因笔者知识面狭窄，无法将他们姓名一一道出，还请读者自我发掘。

• 2. 1960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和《中共中央关于贯彻执行 “紧急指示信” 的指示》，反五风，清理 “一平二调”，反对五风，明确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 三级所有制 （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城乡精简，“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等。被庐山会议中断的 “纠左” 重新起步，笔者不再赘述。

  经过 “五风大跃进”，国家吸取了蔑视客观生产力的教训，即使在 “文化大革命” 时仍要 “促生产”，各行业、特别是农业虽再发生过动荡，但再无这样强度的惨剧发生。

• 3. 城乡二元结构对立进一步加强，城市向农村逆向迁移。

  1956 年秋天，由于过激的合作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不少省份粮食歉收、农民吃饭成问题，安徽、河南等省出现大量农民外流，进城寻求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12 月《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出台，防止农村农民进城就业。

  （出台一系列此类政策之后，）1958 年 1 月 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以这个条例为标志，中国政府开始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和政府管制…… 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 “农业户口” 和 “非农业户口” 两种不同户籍。严格限制农村农民迁往城镇，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 “二元经济模式” 因此而生成。

  户籍制度变化第二阶段：(1958 年 - 1978 年)，这一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十年 “文革”。严格限制户口迁移，特别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控制农村人口流人城市，压缩城市人口，包括精简职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等，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人口 从城市迁往农村的反向运动 ，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73]

  精简职工方面，

  （大跃进时期的大招工）使得工人数从 1957 年的 3101 万增加到 1960 年的 5969 万，增长 92.5%。职工人数的增加，特别是从农村招收的职工，给城镇带来了大批的人口，1957-1960 年间，中国的城镇人口从 9949 万增加到 13073 万，其中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 2218 万。

  当粮食危机越来越严重时候，许多城市已经面临几乎没有库存的窘境，1960 年底全国 82 个大中城市的库存粮食只有正常水平的 。1960 年 6 月北京、天津和辽宁的几个主要城市的库存粮食几乎没有，只能维持不到 10 天的供应，上海的大米库存已经没有，天天告急。

  有关的统计，在 1961-1963 年间，压缩下放 2500 万城镇人口，精减职工 1833 万人，被精减的职工中，大部分也被下放到农村，少数转为城镇集体企业工人，还有少数流浪到边疆地区，在当地谋生。^[74]

• 4.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俗称 “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是一次纠左的、带有很多正面影响的会议，同时也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权力纠葛的复杂会议。

  刘少奇代表中央政府引一老农的话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引用毛泽东说过几次的 “指头论” 对左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带头进行了自我批评，众高层官员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962 年 2 月 21 日至 23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深化和发展了七千人大会的 “民主集中制” 之风。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奠定了此后半年的进步纠左基调。

  邓子恢会后继续着力于推广 “责任田” 和 “包产到户”。7 月作出《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1962 年 2 月 27 日，王稼祥、刘宁一、伍修权联名给中央写信，分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社会主义主义阵营内部的缓和，提倡对国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1962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邓小平主持了这次会议，并推动平反工作展开，” 到 1962 年 8 月，全国已有 600 万干部和党员得到了平反”。

  1962 年 6 月，彭德怀上书 “八万言书”。

11.2.7 继续阶级斗争

虽然此后一直坚持阶级斗争，但再也不敢像 “五风” 盛行时那样破坏生产了。

• 1. 七千人大会的胜利成果只维持很短时间，1962 年 8 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和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陈云、邓子恢和田家英经调查后支持 “包产到户”“责任田”，因此被定为 “单干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对经济困难形势的判断等被定为 “黑暗风”；王稼祥等被定为 “三和一少”；之前的右派分子甄别平凡工作、彭德怀此时的申诉信、受《刘志丹》一书牵连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分别被定为 “翻案风”。

• 2. 此后的历史，笔者认为已经乏善可陈。1963–1966 年指向基层的 “四清”，即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1976 年的 “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发动群众斗群众、官僚，发动官僚斗官僚⋯⋯有人说本意是借人民群众 “大民主” 的觉醒摧毁国家官僚机器，只是 “二月逆流”

11.2.8 笔者个人总结

• 1. 对唯物史观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1965 年 2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与苏联大使柯西金谈话时，主动提到 “我对不以人民、党派和政府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感兴趣。事件的过程都是被生存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 毛泽东也知道。

  但理论是抽象、枯燥、片面、书面的；而现实是综合、立体、具体、生动鲜活的；政治又是现实实践的，交织着种种人性私欲。正如扉页引用的黑格尔话语 “人民和政府从来就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

  中国这一段历史犯有一些与苏联异曲同工的错误，可见前文 9.2  节 马克思 “科学社会主义” 的缺陷 ， 9.8  节 早中期苏联科社实践总结 。

• 2. 空怀理想无论如何也接不了地气，它也不能成为善的代名词，实事求是是行动主义的必要前提、目标和标准。为了遥远伦理道德理想（空想社会主义）无视当前阶段的伦理道德 —— 甚至肆无忌惮剥夺生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钱理群所说

  至善至美的理想社会，只能存在于彼岸世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远方目标。它的存在，使人们永远也不会满足于现状，从而加强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力量。但这种改造、变革的努力，只能使此岸世界不断改善，不断趋向、接近理想，却永远也不会达到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任何将彼岸世界此岸化的努力，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天堂的现实化就是地狱 。

• 3. “民主集中制” 是显明的 “民主的集中制”，集中制为主。笔者认可中国必须实行集中制。诸侯纷争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朝代灭亡前的必然现象，乃至动因，不可不吸取这个教训。

  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常提加强法制和民主（“法制” 今日应当变更为 “法治”），但是问题在于，集中制为主下，民主与法治的成份到底该有个怎样的度，怎样去确定度？历史唯物主义是极为宏观的理论，它缺乏对微观层面的考量，实质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轻视上层建筑。

• 4. 官僚考核制度长远以来一直是各个国家的重大问题，它常常是唯上而不唯下、爱官而不爱民。我们该怎样发展官僚考核制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课题。另外，这一阶段官员腐败和其他犯罪现象往往是被过于低估的。

• 5. 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段时期中，雪崩是主因、是制度，雪花是次次因、是人性。这段动荡年代的种种人性体现足以给我们太多的警醒和教训，一些人是那样的残忍、残酷、蔑视生命、伦理、公理。人的本质就是会这样么？

  再怎样的铁房子里，总有几线阳光照入，也总有并不算多的人如星般闪耀。联合国多年来一直倡导个人主观能动性，便是想要个人突破各种枷锁限制，最终使一个个进步的个人们彼此聚合为有力的、进步的和超越的群体。我们应当发展个人主观能动性，保持对人性恶的一面的警惕并敢于去对抗恶一些，有时甚至要为此抱有一种悲剧意识，只是这确实太理想化、太苛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