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作者M·C·霍华德和J·E·金在导言中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些年的发展，同实践性的政治问题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我觉得书中有句话非常经典，透露出现实社会的吊诡和无常：“主要关注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人，以破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告终；期待资本主义崩溃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却开始与资产阶级合作并维护资本主义。”

德国的科社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与马克思同恩格斯有过直接接触并追随的考茨基、伯恩斯坦、施米特、桑巴特等人在后期都走向了严重修正，甚至背离马克思而去的道路。严重修正主义者还包括影响后世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写出了《金融资本》的希法亭——即使希法亭至死也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德国方面的修正主义道路，按书中观点源于当时资本主义危机周期远远超出了马恩预想的十年周期，六大银行和大工业高度结合，保持稳定和快速发展，还有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在德国的迅速发展。另外我认为受俾斯麦式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在德国、奥地利的发展影响，及其对科社的消融作用。“俾斯麦先生说,要粉碎社会主义, 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混乱现象,保证工作的秩序, 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为社会谋福利的这种’积极’的建议。”（马恩全集，第一版，第19卷，第191页）

希法亭承袭自《资本论》第三卷的金融资本理论虽然是划时代意义的，影响后世所有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就深受他的影响，但我觉得还不足够成熟，暂且不表。“希法亭似乎是自马克思以后把利润率下降和危机(而且间接地与资本输出)联系起来的第一人。他对比例失调的分析和对马克思再生产模型的详细考察…… ”又影响了后来的卢森堡和鲍威尔。

考茨基的主要贡献在于帝国主义。他所提的关于农民的看法，我认为是符合资本主义不发达不全面时期的农民状况的，即使在现世，我们仍可找到应用之处。“农民可能通过‘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来抵制资本主义农业的侵蚀(换言之,他们将比产业工人劳动更加努力而消费得更少)。”

考茨基后期提出的“超帝国”，希法亭后期提出的“总卡特尔”均错误乐观地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稳定将一直持续下去，资本主义将消融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寻求最大理智。斯滕伯格对修正主义的批评比较形象生动：“修正主义就是’蜜月期理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抓住了重点，布哈林直指严重修正主义的命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无政府性的。他认为,竞争仅仅是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国际领域,这使得世界经济并不比以前更加统一,和谐、和平的资本积累依然像以前一样遥远。”

这时期德国、奥地利的学者们有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在伦理上的进步。就马克思专注于社会性、历史性来说，伦理是依托于社会的。但这并不能表明伦理是不重要的，我们在注意社会性局限的同时要注意伦理。单提伦理则忽视社会局限，单提社会改造则容易忽视手段正义并采用反伦理手段，无论哪方都是偏颇，我们要批判辩证。

罗莎·卢森堡坚决的反对修正主义，她再建了马克思再生产图式，认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实现必须经过他国消费。马克思的封闭再生产图示是无法实现全部剩余价值的。另外，她和考茨基率先提出军国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对于修正主义改良提出了严重批评。在诸多方面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史前沿，并做了奠基。我认为书中对于卢森堡的批评也是站得住脚的，她的理论还不成熟，多一些政见和为战而战的论战，缺乏完整的理论架构。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科社实践

我在看此书前，对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基本抱持一种远离的态度，因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反人类伦理事件，使我主观排斥曾经的科社实践，希望将自己局限在马克思主义中其他内容。但是看完此书后，我认为仍需要正视这段历史并加以批判。不管出于怎样的情感，俄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史上的一页是无法抹杀掉的。俄国作为中国曾经的老大哥，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理论和实践借鉴。

以下内容基本上原封不动摘抄自本书，只是略加编辑和汇总。想要较好理解还是需要看书，本篇读后感因我个人能力始终是“水货”。

1883-1929年这段历史中，相当多的学者、政治家在俄国汇集和争辩，民粹主义、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分离出来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和经济主义者。即使是先后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几个人士，梁赞诺夫、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也是相当独立并彼此吸收和批判的。但因马恩著作影响和俄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现实条件，“1917年之前，作为社会主义必要的前提条件,一个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所有的非农民政党都赞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它是落后的沙皇俄国唯一可能的革命形式。”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所提出的“革命的代数学”和“革命的算术”，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等派别（相当于算数）在一定时间内求同（相当于代数学）存异地发展。关于俄国革命前景，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阶段论。资产阶级革命将推翻封建制度，使生产力发展，并使无产阶级力量提高，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前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成立独立政治组织保护自己利益，并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如果时机成熟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资产阶级抵制将会引发已经壮大的无产阶级夺权。两阶段论中，缺乏阶级动力学的有效说明，试图复制西欧经济发展模式，陷于僵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厢情愿，成为孟什维克的主旨。稍后我们也会看到他们的有力之处。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了国家行为对于“后发”俄国发展大工业的重要性以及优势，俄国将借住国家力量超越其后发资本主义的劣势并融入世界市场。他借助比例失调危机理论“在分析层面支持了苏联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认为通过限制消费增长而不是通过消费导致的增长来加速工业化”。这可能是俄国大工业理论的开端。我们在之后还可以看到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对此的运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还认为客观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必须辅之以主观效用价值论。

列宁给我的印象，一是对于各个派别、学者的容纳吸收，民粹主义、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斯托雷平、还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但是科社实践必然有政治性，政治中的庸俗和功利必然导致来龙去脉的不清楚和对所吸收敌对方思想的刻意模糊，这是政治和政治家的通病。

二是对于俄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现状的准确把握，在当时风云变幻的俄国他常能找到症结所在，尤其是列宁所关注的农民、农民家庭问题,从19世纪末收回“割地”，到1905年“消灭地主经济，而不是清扫地主经济”的土地收归国有化，并预料到“农民可能只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尽管这样做不如国有化有益,但列宁还是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也具有高度的进步性”。与已经一定程度上背弃了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决裂，断言“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必须由非资产阶级来推动”，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列宁的基于现实的政治家嗅觉让我惊叹，他的理论缺陷是这些理论主要在于俄国的“特殊性”方面——如认识到地主、资产阶级已经融入到沙皇专制等，即使在这些方面受限于当时情况，无法得出一个很准确的结论。他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一般性”方面虽有建树，但我个人感觉不是很突出。

（俄国农民问题实在太复杂，本书介绍也不是很详细。俄国农民状况风云变幻持续几十年，我实在是没有能力借助本书和搜到的寥寥几篇文章获得清晰和正确的认识。希望达人补充批评，希望读者通过自己学习，建立自己的认识，不要受我误导。）

托洛茨基直接否定了普列汉诺夫“两阶段论”，认为落后俄国可以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嵌入”到“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后发”俄国先于西方国家实现无产阶级政权。托洛茨基对如果只是本国内革命，那么农民阶级必然将和无产阶级产生冲突矛盾的论断是直接也是预言性质的。在这里，我比较怀疑作为农业专家的列宁究竟是否没有预见到推翻封建专制后的工农矛盾？如果他确实预见到了但没对此详细系统阐述那么极可能是出自政治性的功利色彩。

托洛茨基基于“不均衡和综合发展”的“不断革命论”非常激进。俄国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在于俄国国家势力、外国资本占主导下，资产阶级发展受限，大工业却已初见雏形，无产阶级数量巨大。这使落后俄国可以采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轨迹。他对于马恩“物质上的先决条件”有批判也有调和，认为这种先决物质条件存在于俄国之外的工业发达国家。只有不断革命，将革命推至其他国家，革命党才可能成功。除此之外，“历史事件的逻辑将要么绕过它们,要么吞没它们”。但托洛茨基没有对如何将革命扩展到世界进行完整有效的理论论述。

书中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受益于布哈林。二人都否定了考茨基“正式的农业区殖民地”的观点，帝国主义扩张不必受限于农业殖民地、直接的政治控制等。资本输出可以通过经济方式来进行掠夺。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 1883-1929》写作时间在上世纪80年代，作者对布哈林的全球化思想没有足够的重视和介绍。布哈林已经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我们近二十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课题的框架，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我忘了在哪里看到的布哈林的简单介绍，有句话印象非常深刻，大意是：当前资本的一般性已经是世界范围，资本的特殊性是国家范围”，这拓展了马克思以封闭国家为范围的资本一般性论述，并可以针对我们当前现实状况进行说明。亨里克·格罗斯曼对资本主义反制利润率下降的几种做法做了阐述，这有效扩展了“民族国家与全球化”课题。以书中观点来看，布哈林相比同期一些人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更为宏大的，但弱于马克思的宏大一般，同时又对特殊性较为漠视，对资本垄断、民族国家内部资本有机构成等缺乏关注，这方面也招致了列宁的批评。

十月革命之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1917-1929

对于俄国1917年革命的成功，葛兰西热情洋溢地称赞其为《反<资本论>的革命》，认为其打破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物质先决条件的僵化，俄国成功的在本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情况下建立了新的政治意识形态。1917年之前，孟什维克领导人马xxxx和列宁等针对恩格斯一段细致的历史唯物论述进行过几次论战，均以恩格斯论点为己方观点辩护，并以此攻击对方。以今人看来，恩格斯这段话仍是振聋发聩并具有指导意义：

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他做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已经具备成熟的统治条件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种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卷，《德国农民战争》，P303-304。也可见于马恩全集第一版第7卷。）

对于1917年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前景，本书提出了一个较为悲观的看法：“面对1917年以后的困难,布尔什维克完全可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式的解决方法……革命政权继承了一个濒临崩溃的经济。”

托洛茨基1904年提出过“党取代阶级”的危险，相比罗莎·卢森堡对于布尔什维克官僚的论述是更精准和全面的，但后来因托洛茨基看到孟什维克的资产阶级倾向放弃了这一说法，转投布尔什维克，书中认为这也代表托洛茨基向现实妥协，弱化了不断革命论。他对于前景的预测也继承了他的直接和有力，认为“如果世界资本主义……能够找到新的动态平衡，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基本历史判断出现了错误。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还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而且(帝国主义)还不构成资本主义崩溃的一个阶段。”

本书将苏联在1917年革命成功后到1929年之间的苏联经济史分为了三个不同阶段：

1，1917年10月到1918年6月：农民夺取了土地，但却是以传统公社原则进行了重新分配，使新政府颁布的正式的土地国有化法令成为多余，并降低了生产率。我认为这一点印证了列宁的预想。实行的少数工业国有化大多是地方行为，并实行了“工人控制”，私人资本家受工厂委员会和当地布尔什维克官员监督。列宁将其描述为和公社国家结合的“国家资本主义”。

2，1918年6月到1921年初：国有化和紧缩经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试图征收农民全部剩余价值。取消了公用事业、住房、铁路交通和基本食物配给的收费。工业品不通过货币而是进行直接配置，工资以实物发放，对城市劳动力实行军事纪律。工人阶级的自治从属于等级制的控制。对反革命分子实施“红色恐怖”。布哈林在这一阶段做了相当多的妥协，放弃了一直坚持的完全民主化的“公社国家”主张，让位于中央集权的党的专制。

3,1921年初：列宁得出结论，“要么是经济政策的根本改变，要么是他的政府被暴力推翻”。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农民对于农业剩余交易的权力。商业、农业可以雇佣劳工。鼓励合资企业和敦促共产主义者“学会贸易”。这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吊诡和资本主义无孔不入的强大，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耐普曼”产生了，它作为工人和农民之间中间商赚取高额差价，从而使工农反受剥削。列宁将这一阶段视为“过渡性的混合体制”。1923年，爆发“剪刀差危机”，工业品相对于农产品来说过高，农民不愿在市场出售粮食。这一危机在不久消除之后，1928年又发生了“粮食危机”，农产品供应不足。

布哈林长期目标没变，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认为应当依靠非社会主义形式的增长实现社会主义……国有工业取决于农民需求的增长……资本主义的长期稳定的确是在新经济政策下实现渐进主义的苏维埃工业化的必要的前提。这些论点使他招致很多批评。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与布哈林的均衡发展相对。他认为国有工业在经济增长中必须占据支配地位。同时，通过向农业集体化提供资源（机械化等），可以间接产生同样的效果。同时，这也将削弱“耐普曼”和世界经济的不良影响。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概念。我认为在此书前文中所说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影响”开始正式显示他的强大力量（这里说的强大力量，不是对错意义上的，而是实践意义上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通过结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代数学、马克思和卢森堡的再生产图式等，得出了悲观结论，“一国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在1928年实行粮食征用，1929-1933年间实行强制的集体化。这通过毁灭一切农民独立性的残余，缓解了快速工业化中来自农村的制约；早已存在的来自苏联无产阶级的抵制变得不可能。斯大林主义的论述将在下一卷展开。

我对于1929年为止科社实践的个人看法

前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话有必要重新关注一下。

俄国科社实践，始终强烈面对着资产阶级复辟，布尔什维克被推翻的危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然要考虑现实、政治，这种结合必然会造成种种冲突矛盾。不能说布尔什维克就是政治投机或自利，他们在变幻莫测中要走一条前所未有的艰难道路。同时也要正视中间的种种问题：例如布尔什维克的党取代阶级问题，科社实践活动中是否很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成功实践的国家是真正的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例如我们悲观的看到底层农民阶级始终常常面对着困境，我个人认为这是否说明社会变革中，弱者恒弱？是否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