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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做一个个人自发的电子书项目。这本电子书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些胡思乱想，它将是个四不像但又什么都像的怪物，涉及人文、政经、社科的诸多方面。

将这本书的完成是我最主要任务。相比之下，读者几何，错误几多，社会影响多寡等问题都不那么重要，甚至可以忽视,但我仍希望这本耗时耗力的电子书能够尽量多多具备正确性。

本项目特别需要医疗、教育、互联网、外来务工人员、公务人员与我的第一手交流资料，同我随便聊几句话就可以。同时需要社会学、经济学（特别是金融方面）、政治学方面的学者给予指导（有些知识，如金融、福利制度等我从未接触过，这为电子书的完成带来太多不可知，如能有人认领相关章节写作就太好了）。

衷心希望各行各业人士均能和我交流，如果能同我一起协作完成这本电子书就更好了。我可以排在作者列表任何一个位置，可以以GNU或其他自由授权协议发布文档。

我的联系方式是：sd44sd44@yeah.net

下文为我刚写完的一个草稿。大概还需要二十来个类似的草稿，最终汇编整理成文。希望大家踊跃探讨反馈批评指导。

草稿之一——工作制

传统超时加班企业

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我们传统的超时加班重灾区，制造业现象更为严重，这方面曾经引起社会最大关注的是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仅2010年一年曝光出来的就有“14连跳”。富士康为降低、杜绝此类事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2010年、2011年两次大幅提升工资、建全加班制，铺设大面积防跳楼网，签订《不自杀协议》……2011年后，就很少有相关报道了。

有意思的是，根据《富士康工资、工时与生产管理调研》一文，虽然至2015年为止，富士康工人超时加班现象仍较严重。但是“2013年媒体又报道了富士康新一轮的变相裁员浪潮（在2013年富士康全国用工规模减少了21万），引起工人以“跳楼”或停工等形式的激烈反抗。”。2016年，BBC发文报道《富士康用机器人取代了6万名工人》。至于为何会发生超时加班与严重裁员同时并行的情况，我们放在下面原理小节中再做整理。

新型超时加班企业

金融和互联网企业是二十一世纪新加班重灾区。华为的“加班文化”流传甚广，有很多段子。华为苏州研究院椅子背后常备的睡袋，酷爱加班文化的日本专家入职华为两个月后愤而辞职“你们这样是不人道的”，华为总裁任正非挽留要回北京陪妻子的副总李玉琢时说“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还有任正非对另起炉灶的李一男的“追杀令”最终迫使李一男重回华为。华为在舶来词方面有个贡献，将日本“过劳死”的概念成功传播到了中国。

说起创意，华为也一点不差，2007年底，华为安排7000余名工龄8年以上的老工人向公司递交自请辞信，作为补偿，华为向这些老工人支付约十亿元违约金，然后再重新聘用这些“失业工人”，工龄从零开始重新计算。数天后，2008年1月1日，于2007年6月29日颁布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其中第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一）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工人们“自愿”为了几万到十几万的补偿金，放弃了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可能，变为了1至3年劳动合同的新工人。“华为裁员门事件后，沃尔玛、环球、摩托罗拉等公司也先后进行了应对新法的人力资源调整。《劳动合同法》实施前的“阵痛”似不减反增。

2010年8月，华为“公司14级以上工人被要求“自愿”签署“成为奋斗者申请书”……申请“华为奋斗者”有一个必备条件，需要添加“我申请成为与公司共同奋斗的目标责任制工人，自愿放弃带薪年休假、非指令性加班费和\textbf{陪产假”这句话。华为真是个互联网企业的好模板。

任正非在2001年有篇文章《华为的冬天》非常有名，当时国内大公司似乎基本没有这种“Winter is coming”的论调，更不敢说自己可能马上狗带。近20年过去，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下，华为仍是春光乍泄、无限美好。2017年，一些年过34的工程交付员工，过40岁的研发老员工和45岁老员工却可能真的迎来凛冬，要去他处过日子了。当然，华为已经惯例辟谣了。

2016年8月29日起，58公司总裁兼CEO姚劲波的微博陆续被众多58公司工人、工人家属和社会人士浏览并情绪不稳定地评论，起因是58公司在不发邮件和公文的情况下口头传播了公司新工作制度——“996工作制”，早九点上班，晚九点下班，星期六正常上班，没有任何补贴。虽然这种工作制可能并非58公司原创，但却是由因它开始引起公众反加班的社会影响，并且在事件后，“996工作制”并没有受到实际影响，反而成为了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笔者认为，58公司“996工作制”这一事件，可以定为中国劳动制度的一个里程碑。这标志着严重超时工作制从原来只是个别公司内部隐性文化、不成文规定，发展至显性公司制度，并最终成为一种公开的可以被任何企业复制的社会劳动制度。

滴滴出行于2016年底连发三篇大数据报告《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涉及金融、互联网、公关、广告四个行业，包括33家公司。这33家公司中最晚下班时间均在20点后，其中20点到21点之间下班的只有15家。四个行业相比较，工作日时长方面金融行业较好，互联网业最差，最高加班时间是京东23点16分。周末上班方面，金融业最差。0-5点下班返工人数方面，公关、广告公司表现突出，其中奥美广告返工人数3080人，金宝大厦3家公司合计2102人。

工作时长立法

去看二十世纪或者当前的劳动法已经是难堪之事，那让我们粗略看下最早期的工时立法吧。

英国全行业立法是始于“1874年，R. A. Cross提出工厂方案，最终使得所有的英国工人都享受10小时工作的权利”。

法国一步到位，直接是全行业立法，“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

我们这些大体量的企业，靠着不懈的努力，向前150多年终于赶超到了英法19世纪中后期水平，真是可歌可泣。另外，24小时工作制其实也已经来了，就是工作、睡觉、起床接着干活，一天24小时不离公司，祝这些企业能早日赶超到19世纪早期劳动水平吧，就是不知道是否还需要童工呢？

结合实际来看，我国现在实行的1995年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相比其他各国标准较高，要求劳动时长较短，比德国、新加坡等一周60小时工作制还要少不少。在实际操作上缺乏一些空间，可能的解决方案如弹性工作制、休息权等问题还在探讨中。希望尽快出台相关政策。

超时加班的危害和原理

笔者在构思这篇文章时，曾有过一些应该如何评价超长加班的想法。但在笔者接触马克思文本尤其是《资本论》第一卷后，这些想法都显得粗苯幼稚了，从而使得大量引用马克思原文来说明今时今日的情况已经是不得不为的事情。希望大家能摆脱对马克思或褒或贬的刻板印象，单从理论本身出发判断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肯定或否定。就批判今日之事，150多年前的文本居然还高度适用，这在世界发展方面来说真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侵犯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

工人、职员异化成为企业身上一个微小的、易损坏和易更换替代的一个器官。他的社交角色、儿女角色、父母角色、夫妻角色等角色则被严重削弱和抑制。由此会引发什么问题呢？在中国传统的家庭人伦关系上，难以孝敬、赡养老人，难以增进夫妻关系，难以同子女产生良好沟通和教育，家庭组建、生儿育女的时间也都会滞后许多。尤其是华为《奋斗者申请书》居然明目张胆“自愿”要求放弃本就不多的陪产假，真是反基本社会人伦，千夫可指。当然，华为始终横眉冷对，淡定得很，人家负面新闻也像富士康一样越来越少了，这真是进步呵！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无事可做指后备军），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他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

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

以上意思是指，在职工人、职员的过度劳动，使当前就业人数相对于正常劳动情况下应当就业的人数减少了。当前未就业或者半就业工人、职员的存在又使在职工人、员工的工资报酬被压低。另外，就实际情况来看，超长加班工人、职员，相比正常工作下的工人、职员，能为企业带来更好的利润率。其一，因超时加班导致的工人数量趋少，使企业培训成本、培养成本、管理成本、福利成本、风险成本均大幅降低。其二，企业规模巨大化之后，生产资料的支出压力也变得巨大。较少的加班工人、职员相比较多的正常劳动工人，只需要较少的生产资料支出，就能保证相同的利润率，这点在《资本论》也有论述。这也是工人加班超长与裁员并存的原因。综上，企业是倾向于让员工不停加班的。

那么工人、职员为什么要加班呢？（Warning：这里感觉还很单薄，希望读者能与我联系，提供宝贵建议和意见。）

1，如富士康这类工厂，将基本工资设的较低，工人的工资财富积累常常只能在加班费中来完成。不加班，不赚钱。加班了，才有钱。这是两百来年很多大工厂惯用不变的伎俩。或者如华为将部分加班费融合进了工资，一些职员认为工资是可观的，虽然工资里可能已经不再有加班费了。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企业确实补贴了部分工资。但工人、职员本应得的远比实际得到的其实要多的多。

2，如华为这类企业，已在社会具有相当的名声。大众普遍认为能进华为的，肯定是有一定水平的。能在华为干住的，跑到其他企业肯定是不怕累的。在一些职员看来，被压榨就压榨吧，加班就加班吧，一个跳板而已。撑过现在，未来是光明的。

3，企业考核。不管是领导思想上的还是落在纸上的考核，都将加班量作为职员是否合格的一个标准，华为有个词很有意思，叫“工作量饱满”。工作量不饱满，你就不是个称职的员工。工作量饱满了，员工的个人时间，家庭时间也就别想饱满了。

员工作为这个微小的、易损坏的、易更换替代的工厂、企业小器官，在被榨干后，甚至只是在自己年龄增大后、工龄福利增多后，就将迎来被扫地出门的结局。这便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是极易在工厂、企业间传染的。

工时改革问题的全球化困局

笔者认为，一般来说，针对超时工作现象重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立法，工人、工会赋权，加入弹性工作制和阶梯性休假补偿措施，加大执法力度，主动执法，对较重违规现象进行惩罚性罚款等措施固然是个会取得工时进步的办法,但很可能却不会出台一个这样的法案。因为立法要考量整体社会在立法后的得失均衡。如果只是工人工时得到大的改善，而其他方面会造成矛盾激化，对国家、企业甚至工人个人产生相比之下更为恶劣影响的话，就不符合科学立法的精神。笔者认为，有一条横贯在工时改革前的巨大矛盾就是，全球化所造成的本就巨大的压力必将进一步扩大。

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提出，现代性的全球扩展趋向产生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它的出现没有人也没有政府能够全面地控制。马克思用怪物来描述现代性，而吉登斯将其比作坐在巨型汽车或”猛兽“上面。

笔者认同吉登斯上面所言。所谓全球化，说穿了就是资本在全球高速通畅的流动。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不管是工人还是大企业家在面对全球化这一庞然大物时都常是有心乏力的。全球化给中国工时改革，甚至是劳动改革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东南亚、南亚、拉美劳动市场的低廉——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贫困人口、童工、更贫穷国家的劳动力输入,和法律不健全等引起；另一个是美国降低税收，大力吸纳国际企业和本国企业进驻，制造业进驻的政策扶持力度也一直在扩大。以富士康为例，其在巴西、匈牙利、斯洛伐克、土耳其、捷克、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美国均有工厂。印度方面已与富士康签订谅解备忘录，富士康预计在5年之内投资印度50亿美元，“美国方面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7月26日宣布，富士康将在威斯康星州东南部建立一个价值100亿美元的平板电视制造工厂。这笔交易被一些人批评为是拿取30亿美元纳税人税收资助激励富士康。威斯康星州将每年向富士康支付高达2.5亿美元的补贴，为期十五年。威斯康星州立法机关的无党派预算办公室的分析确定，国家纳税人将在2043年收回投资。”

如果中国工时改革成功，工人劳动时间趋于正常，相关产业领头羊们很可能将重心转战早就已经或者正在海外建设起来的基地。因企业实力不足、性质和特点限制而走不出去或难以走出去的企业们则可能承担来自全球化国际市场的巨大竞争压力。届时中国除大规模资本逃离外，将出现过多被产业抛离出来的，难以就业的真正剩余劳动力，造成社会问题。

全球化的这种负面形势下，给工时改革带来了巨大压力。如何破局？如何尽可能的完善？笔者能力弱小，所能做的可能只是提出以上问题了。国家目前已经越来越关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最后，用诗人许立志的一首诗来结束本节吧。

流水线上的兵马俑

沿线站着\夏丘 张子凤 肖朋\李孝定 唐秀猛 雷兰娇\许立志 朱正武\潘霞 苒雪梅\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 穿戴好\静电衣 静电帽 静电鞋\静电手套 静电环 \整装待发 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