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奥塔与后现代游戏

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一书使得”后现代“一词几乎家喻户晓。利奥塔已经成了猛力攻击总体化和普遍化的理论与方法，捍卫一切理论领域及话语中的差异性与多元化的一面旗帜。

追随马克思、弗洛伊德和尼采——漂流：早期著作

利奥塔深受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影响，但在他的早期文本中，他却与马克思进行了决裂，并暂时地转向了尼采的具有高度挑衅性的肯定哲学。 美学突出！

《话语，图像》

《话语，图像》包含了对索绪尔、拉康、黑格尔、梅洛庞蒂、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一些理论家的一系列批判，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逾越美学（transgressive aesthetics）和逾越写作模式。David Carroll的”悖谬美学“（paraesthetics）一词，似乎很适合用来描述这种把美学与理论对立，用图像、形式以及艺术形象来颠覆理论观点的美学事业。

本书反对那种认为本文与话语优于经验、感官及图像的文本注意看法，主张感官和经验优于抽象物和概念。在利奥塔看来，读是一种抽象的理性思维活动，寻求隐藏在符号（能指）下面的意义（或所指），而看确实一种直观的感性活动，它追求视觉的冲击而非隐含的意义。

利奥塔将欲望区分为否定性的、破坏性的、逾越性的力量和较为积极的、肯定性的力量两种形式。在它看来，爱欲（Eros，生本能）和死欲（Thanatos，死本能）相互交织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中。而且，弗洛伊德认为爱欲和死欲总是同时呈现于欲望之中，难分难解。

尽管利奥塔与加塔利斥责法西斯主义式的欲望，但此时的利奥塔却颂扬一切形式的欲望（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在利奥塔看来，欲望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初级过程（受快乐原则支配的、直接的、力比多的、无意识的本能过程）中，从图像中找到了直接的表现途径。而艺术所表达的则是通过计谋将自身改头换面、压缩合并、隐喻转型了的无意识欲望。与此相反，话语所遵循的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次级过程（亦即由现实原则所支配的过程），它依照自我（ego）的原则和自我的例行程序而展开。利奥塔把话语与冻结、凝固、瘫痪欲望流和欲望强度的理论相联系。

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同意鲍德里亚的如下观点：即使是在书面语言中，仍然存在着一种逃脱了语言和符号之链、深入到强度领域中去的非表意成分。

德博和鲍德里亚分析了欲望如何受到形象之操弄，从而被纳入到商品消费和其他社会顺从模式当中，而利奥塔则把形象和图像推崇为能够强化生命与欲望流的力量。他倾向于把形象从他们的实际社会生产过程和接受过程分离出来，并且不加批判地把形象和图像本身推崇为表达欲望和强度的工具。这种观点忽略了资本主义对形象的利用，暴露出了作者在社会理论和社会批判方面的欠缺。

利奥塔希望使图像进入到话语之中并影响话语，并且发展出一种绘图式的写作模式：”以言词作画，在言词中作画“。因此，他推崇富有想象力的、一词多义的诗意比喻，推崇模棱两可的写作模式，将诗歌奉为各种写作类型的楷模。

利奥塔的尼采式漂流：《力比多经济学》和欲望政治

”我们试图摧毁资本，并非因为它是非理性的，相反，恰恰正因为它是理性的。理性和权力乃是同一个东西。你也许可以用辩证的方法将一方粉饰起来……但你无法将另一方也粉饰起来，无法粉饰它的粗暴、监狱、禁忌、公共福利、社会淘汰、种族灭绝“。《driftworks》

他认为，批判和否定是无限的和无用的，它永远没有止境。”只有不对我自己的无能为力徒表哀叹，才有可能找到另一条死路，我漫无边际地思考着，而不去确证我的思想是否合理，正像大海上的一名泅水者因为无力去对抗激流而只好随波漂流，以期发现另一条出路。“《Pérégrinations》

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学》，像德勒兹和加塔利一样，提出了一种肯定性的欲望哲学，颂扬流通（circulation），流动，强度和欲望能量的释放。接受了一种尼采式的生机论，一种肯定生命能量之自由流动的生命哲学。此时，他倾向于把前卫艺术推崇为产生强度、引发力比多效果的最佳方式。

所谓力比多效果，就是指欲望的强化和流动，这一点乃是力比多经济学之核心。他早期的作品追求的是极端肯定躯体的政治，但是利奥塔后来看到了这一立场的局限，因此转向了公正政治。

在他看来，鲍德里亚将符号交换置于生产之上，这种做法乃是基于一种把古代社会理想化的怀旧情绪。《后现代状况》萦绕于鲍德里亚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对已失去的有机社会的天堂般的幻想。“按照利奥塔的看法，鲍德里亚犯了一个同马克思及其他激进现代理论家相同的错误，”幻想有一个世外桃源“。

欲望之于利奥塔，就像劳动之于马克思。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了一个世界，自己却被异化了，然后又要在革命戏剧中通过斗争来寻求解放。以此相类似，在利奥塔看来，欲望将其自身投入到客体世界之中，为此遭到异化，然后又需要在颠覆性和解放性的爆发中经由斗争来寻求解放。由此可见，《力比多经济学》似乎使利奥塔陷入了一种天真的自然主义——欲望的一切表现、表达和效果，无论善恶都收受到肯定，不加区分。后来，他用语言转向和公正伦理取代了这种无道德标准的自然主义。承认这个文本太过于武断，是发展一种力量哲学的一次失败的尝试，主要是修辞性的……

”人们不可能践行一种美学政治。同样，寻求强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以其作为政治基础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存在着非公正的问题……“告别了微观欲望政治，从此再也没有向这些观点回归。

多神教、公正游戏及后现代转向

《多神教的启示》，利奥塔认为一切话语都是叙事性的，对于多神教来说，不存在特权叙事，不存在关于真理或宏大历史叙事的元理论。因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启蒙理论都是历史性的叙事，是关于历史过程的故事，它们本身并不是历史的基础或真理。

《公正游戏》，公正只能是局部的，多元的，暂时的，随着论争对象和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每一种公正都是按照同它相关联的某种游戏的具体规则来界定的。

《论弱者的力量》主张通过介入霸权话语来推翻霸权话语之规则、原则和观点。譬如，他建议我们在所从事的任何领域内制造悖论、谬误推理，或是指出霸权话语中的困境，以此来搅乱、困扰并瓦解霸权话语。利奥塔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走向了自由改良主义。

利奥塔坚持认为，不存在凌驾于其他一切游戏之上的语言游戏，没有特权话语……每一种情况下，公正都是一种暂时性的局限的判断……在任何时候，异议、怀疑和挑战都是被允许的，否则出现的就不是公正而是恐怖了。”

《后现代状况》

焦点更多集中在对现代知识的批判以及对新知识的呼吁上，而不是集中在对后现代社会或文化形式的分析上。

在利奥塔看来，现代知识有三种状况：为使基础主义主张合法化而对元叙事的诉诸；作为合法化之必然后果的使非法化（delegitimition，宣布自身合法性的同时宣布异己话语、规则、标准、形式等为非法的做法）和排他；对同质化的认识论律令和道德法律令的欲求。

利奥塔置歧见于共识之上，置分歧和异议于一致和共识之上，置异质性和不可通约性于普遍性之上。

徘徊于康德和后现代之间：《歧异》

在《歧异》中，利奥塔放弃了语言游戏概念，转向了哲学，发展出了一种”语法哲学“。”从那以后，我意识到，‘语言游戏’概念中暗含着一个把语言当作工具箱的游戏者，因此重蹈了西方人类中心论常有的傲慢自大的覆辙。相反地，‘语法’这个概念则意味着，所谓的游戏者是由语法来设定其具体位置的，这些语法的呈现要先于任何意向“

利奥塔试图把主体从其理论删除掉，鲍德里亚类似。而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则试图生产出新的主体。

他认为，在奥斯维辛事件之后，我们不再有任何借口来宣称人类本是一个整体，宣称普遍性是人类的真实状况。相反，群体的碎裂化和利益的相互竞争才是后现代的真实状况，因而论争（agonistics）将成为当代生活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肯定歧异乃是公正的首要法则，以此保证了所有的声音都能说话，都能进入到社会论证领域。

后现代困境

然而，难道利奥塔后现代理论不也是预设了一种设想社会从先前阶段向一种新阶段过渡的大师叙事，一种总体化观点吗？如果这是这样，那么后现代这个概念不就同时也预设了某种大师叙事和某些总体性概念吗？这岂不正是利奥塔及其他后现代理论家反对和摒除的那种认识论做法和理论上的傲慢自大吗？

尽管他试图拒斥普遍性的认识观点和道德观点，然而他的批判性介入却恰恰又预设了这种批判观点（例如对总体性之战）。

在我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去阐明、批判地讨论、拆解、甚至重建和重写社会理论的宏大叙事，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禁止，把其驱逐出叙事领域。

”后“这个术语把他卷入了一种历史性的、序列性的话语当中，它暗含了一种大师叙事，一种总体化的历史阶段划分和一种历史性的、序列性的思维方式。后来一些文本中，利奥塔承认”后“也许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字眼……（玩弄文字）

某些后现代理论家（如罗蒂）提倡一种较为重视上下文关系的认识论，主张从具体的任务、目标和主题中推演出人士标准。这种”概念的实用主义（conceptual pragmatism）与利奥塔强调语言游戏多元性是相一致的，但是，它能允许宏大叙事，同时又能允许局域化叙事。

利奥塔思想的根本问题在于太片面，太独断。还有缺乏社会理论及广泛综合的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政治后现代主义

杰姆逊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

《关于后现代主义》：我的设想是创建一个中介概念，建构一个模型，他既扣合于而且又能描绘出一整系列的不同文化对象。然后，把这个统一体或系统同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相对应。

在几位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中间，杰姆逊是少数几位将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广泛的文化逻辑，并将之与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相联系的理论家之一。

作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

认同鲍德里亚、利奥塔、克罗克与库克的看法，认为……根本性的断裂，我们已经步入一种后现代状况。不过，杰姆逊坚持认为，只有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后现代主义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论化。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美学风格，而且更是一种新的”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文化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代表作）。

按照杰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代表了大量的文化变迁，其中包括：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坚固界限已告瓦解；现代主义作品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完全认可和改变利用，丧失了批判和颠覆的棱角；文化几乎完全被商品化，从而失去了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的批判距离……

不同于利奥塔，杰姆逊认为大师叙事并没有消失，相反，他们在暗中以寓言形式茁壮成长，形成了”政治无意识“。他还驳斥了后结构主义者的反因果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社会与历史后果都是随机性的），并采纳了一种阿尔都塞式的多重决定的社会总体模型。此外，他把历史看成是以阶级斗争一以贯之的叙事。

杰姆逊声称，资本主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对应着一种文化风格。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乃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这三个阶段在文化上的相应表现。

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书中，杰姆逊声称：”一般而言，各个时期之间的彻底断裂并不会导致内容的彻底改变，而是导致一定数量的重组：那些在先前阶段或先前系统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特征现在占据了主要地位，那些……支配地位……从属地位“。

认知图绘和文化政治

杰姆逊的主要精力放在后现代社会中出现的新的空间迷失问题上，在这种空间迷失中，主体丧失了图绘城市空间的能力（凯文·林奇在《城市的形象》一书中对此做过描述。城市中的人们因为城市的庞大和道路复杂，难以为城市和自己定位。但人们又可以根据此前的经验，在头脑中为自己想象一个类似现场图的东西，以此来为自己和周围环境定位）。为此，杰姆逊推崇一种能使个体图绘出他在社会和世界中的位置的空间政治，呼吁一种新的”认识图绘“（cognitive mapping）。

不过，杰姆逊并未明确说明，为什么构成后现代政治之“根本性组织要务”的应该是“空间问题”，而不是福柯系谱学重要成分之一的历史记忆的重构？并且，也没有为后现代空间提出任何具体的图绘策略。后现代空间也许未必就比先前的现代空间更难图绘。

杰姆逊认为，缺乏总体概念，政治斗争将注定不是沦为改良主义（仅仅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个孤立方面），就是再度生产出压迫性的力量。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推崇，并没有将他陷入教条的工人主义，而是将他导向一种联盟政治，这种联盟政治有点像各种新社会运动之间的后现代式的相互拥抱。然而，究竟如何建立和参与这样的联盟，杰姆逊并没说明。

由于杰姆逊试图去跳河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在他的著作中还存在着更深层次上的紧张关系。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把后现代主义定位为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又采用后现代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象的、片段化的、拼凑式、精神分裂式的文化。可是，这些后现代立场有时并不相容于甚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观点。

他的著作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折中的多视角理论所具有的潜在危险。有些视角彼此不容，紧张。

拉克劳与墨菲：现代与后现代之间

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沿着激进的多元民主路线，将后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他们批判了那种为社会历史、主体等概念建构了普遍或先验本质的本质主义观点，批判了基础主义试图把理论建立在一个稳固基础之上，由此来建立体系的做法。

霸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统

拉克劳与墨菲认为，马克思主义展现出一种”一元论的渴望“，试图抓住历史的本质和深层意义，这种历史可以通过劳动和阶级斗争概念来理解，其逻辑具有铁一样的必然性，沿着一个严格的进化阶段序列自行演进。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将复杂的社会现实简化成了生产和阶级问题。

他们建立了霸权概念的谱系学，揭示了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如何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含义。尽管社会的日益分化碎裂说明了工人阶级之统一性的传统信仰是虚假不实的，但是，“霸权”却一直被用来围绕阶级概念将社会再整体化。因此可以说，霸权和本质主义逻辑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后者设想了隐藏在种种社会领域之后的深层本质，并将工人阶级本体化（ontologizes）为历史地真实地、普遍的主体。

不过，尽管这样，拉克劳与墨菲仍然认为霸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一旦霸权摆脱了本质主义，并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中得到重新阐发，他就可以成为”左派进行政治分析的基础性工具“（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193）。就能够理解社会现实的多元的、复杂的、多方决定的性质；就能掌握新的独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社会运动；就能对这些运动所具有的历史可能性——为实现激进民主创造条件——表示赞赏。

深受德里达与福柯的后结构主义语言观点的影响，拉克劳与墨菲认为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形成的一个非稳定的差异系统。不过，尽管拉克劳与墨菲拒斥作为一个稳定封闭统一体的社会概念，但他们也拒斥激进的后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不确定性理论，反对将社会领域撕裂为彻底不连续的片段。他们认为，这种理论其实是本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元素的本质主义“。

为了调和这些概念，他们引入了“节点”（nodal points）一词，用以说明意义和认同只具有暂时的稳定性。例如种族和性别认同。

社会主义、激进民主及话语斗争

拉克劳与墨菲在以下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决裂：首先他们拒斥狭隘的“工人主义的”社会概念，反对……其次，他们拒斥社会主义的革命概念，反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同过去的千禧年式的大决裂。尖锐批判所有”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指责他导致了科层化以及对个体的压制。按照他们的概念，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过去的完全决裂，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的发展阶段“（Hegemony and……:156）。

拉克劳与墨菲正确地看到了自由民主话语对于激进政治的必要性，因为它能提供一种可用来表述和捍卫个人及团体之需求与政治要求的语言。譬如：为了引发进步的社会变革，”权力的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而社会主义本身却无法为我们提供一种合适的替代语言（Bowles and Gintis 1986）。

像哈贝马斯一样，他们也相信现代性具有解放性的一面，并且自认为他们的著作是在深化西方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不同的是，拉克劳与墨菲批判了启蒙理性的普遍主义观点，并采纳了地道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观点。

为了消除理性主义者（如哈贝马斯）的恐惧，拉克劳指出：对本质主义的拒斥并不一定会导致虚无主义，或导致对”全球解放“这一理想的放弃。相反地，它将使我们意识到策略-话语之运作的复杂性，而当我们肯定和捍卫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自主解放、彻底批判等价值时，这种复杂性已暗含于其中了。《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72。一旦剥夺了这些进步价值在上帝、理性、历史规律等神话中的虚构基础，就必须在一种实用主义的背景中，借助合理论辩与推论性策略的非武断力量，才能使这些价值得到捍卫。在拉克劳看来，这些价值（例如民主和自由）可以在实用主义的语言游戏中得到辩护和合法化。这一观点接近于利奥塔和哈贝马斯的观点。

他们著作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在于指出了后现代理论并不需要人们放弃对自由、民主、群众性政治斗争等现代政治价值的信奉。但理性和启蒙价值必须祛除它们的普遍主义和本质倾向。

超越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局限

正如艾伦·伍德和诺尔曼·格拉斯所指出的那样，拉克劳与墨菲系统地误读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他们把这与第二和第三国际理论家歪曲了的马克思思想混杂在一起。

马克思的历史著作也证明他并没有把阶级和政治关系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副现象，也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势所必然的。他也未设想过一种机械式的历史阶段理论或者决定论式的历史目的论。（kellner 1983, best 1991）此外，拉克劳与墨菲也未能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早已有人对还原主义的、本质主义的、目的论式的历史观和无产阶级观提出了批判。他们的大部分分析只是重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二和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批判。不过柯尔施（korsch）、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只是批判二三国际对……扭曲，而拉克劳与墨菲则反对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且采取了一种本质主义的、一元论式的解读方法。

另外，正如培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指出的对后结构主义的批评（1984），话语理论倾向于彻底地摧毁因果观念，把历史和社会的确定性消解为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且拉克劳与墨菲抹杀了所有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差别，将任何事物都等量齐观。

他俩认为，“如果不放弃普遍性话语”，就不可能实现民主，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如果缺乏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权利和自由，民主同样也是不可能的。（bronner 《socialism unbound》）。

尽管如此，拉克劳与墨菲试图重建一种新的后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努力，已经在各种团体和个人之间引起了反响。女性主义，有色人群等。

后现代女性主义及认同与差异政治

到了80年代，从对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的关怀中，产生出了对性别政治、种族政治、主体立场政治等的不同强调，”后现代政治“。后现代政治可以看成是聚焦在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两面大旗之下。差异政治试图用被从前的现代政治所忽略的那些范畴（如种族、性别、性向等）来建立新的政治团体；认同政治则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信仰来建立政治和文化认同，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

我们认为在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两种观念之间存在一些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来自于“认同”（identity）一词本身的歧义性。在后现代理论中，认同一词既包含着消极的内容，暗示一种将异质性还原为同质性的、压迫性的同一逻辑（这种逻辑通常总是同黑格尔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包含着一种积极的内容，它意味着可以从人们所处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性别特点、阶级及种族地位中培养出他们的政治认同。这些从多个方面决定着个体之主体性及不同政治群体的因素被统称为“主体立场”。

尽管在当代理论和政治中，认同与差异问题之间的确存在着问题，但是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在逻辑上却并不是不相容的。

正如哈奇森（Hutcheon）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所注意到的那样，女性主义话语和后现代主义话语是相辅相成的。女性主义有助于后现代理论去批判人本主义这种男性统治话语中的普遍人，从而更多地照顾到具体差别的分析。此外，在结构理性、知识、主体及社会统治形式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正如许多经常互相冲突的后现代观点一样，女性主义观点以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理论之间的关系也是多种多样。一些后现代理论中，可批判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往往颠倒了男女关系，将女性放置在较优越的规范地位）。同样地，弗雷泽和尼克尔森就批判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认为他对宏大叙事、宏观的排斥会使女性主义（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陷于无能。 Sabina Lovibond也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后现代抛弃启蒙价值和现代理论的做法将会使女性主义失去重要的斗争武器。关于后现代对主题的攻击，女性主义者有认为有损的，也有认为有利的。

对于我们建立一种多视角社会理论这一计划来说，女性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