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与后现代理论

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之间常常彼此只看到非议，没有看到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

批判理论与现代性

现代人的堕落本性与社会进步是分不开的。一方面，经济生产力的增长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提供了条件；而另一方面，它也赋予了技术设备及控制这些设备的社会团体以凌驾于民众之上的不相称的地位。在经济力量面前，个人完全丧失了其价值，与此同时，经济力量也使得社会对自然的控制达到了迄今为止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批判理论家们使用诸如商品化、交换、物化以及拜物教等马克思主义范畴来分析广泛的社会现象，描绘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化趋势及其新的统治形式。

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理性和进步导致生产出了新的理性化的社会统治形式，造成社会倒退和非理性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经济中、科层体制中以及文化工业中的社会统治的制度化。导致了工具理性之霸权地位的扶摇直上。鉴于这些情况，批判理论家拒斥那种会认为社会的进步必然会自动实现自由和进步的看法。

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组织形式乃是由资本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构成的。不过，尽管批判理论家始终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生产方式，并且把生产方式是当前社会结构的重要构成要素，但是他们从不赞成任何形式的经济还原主义，不赞成把资本看成是决定社会构成和历史轨迹的唯一力量。由于他们采用了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介范畴和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概念，因而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反，他们承认国家、文化、各种社会制度以及个人的相对自主性。

批判理论也经常是片段性的，他们对经济的分析常常表现出理论化不足。《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另一方面，在《启蒙的辩证法》以及对单向度社会或”被完全决定了的社会“的分析中，批判理论家庸俗化了古典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辩证分析。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既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消灭封建制，生产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新产品、技术、通讯、交通方式。不过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产生了剥削和循环不断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这种危机最终将摧毁资本主义体系）。

与此相反，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强调现代性的消极的、压迫性的方面。《启蒙的辩证法》假想了一种自我再生的、稳定的、不会遇到任何重大革命性对抗的资本主义体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简单化了。革命理论失去了它在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中的历史基础，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理想。除了个人抵抗之外，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策略。直到今天位置，缺乏全面恰当的政治学说仍是批判理论的一个问题。

当前社会也同时趋向于越来越中心化，出现了新的总体化趋势和新的社会组织形式。

批判理论认为，辩证法主要是用来描述不同社会现实领域之间（如经济与国家或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方法。中介（Vermittlung）首先是一个用于描绘某个既定现象的构造力量和联系的解释性范畴，而不是某种用以克服对立以便达成综合的魔术（如某些版本的黑格尔辩证法）。

后现代理论和批判理论二者都强调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相互中介的方式，因而原则上拒斥还原式的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思维方式。他们同时也拒斥本质主义所设想的构成世界的纯粹精神或纯粹主体，或者那种作为哲学研究之专门领域的纯粹思维王国和理性王国。

阿多尔诺的原始形态的后现代理论

哲学区别于科学之处并不在于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综合（这种陈腐的观点至今仍为某些人所信奉），也不在于其范畴的抽象性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二者之间的核心差别毋宁说在于：各门独立学科把它们的发现，至少是最终的，最深刻的发现，当作是颠覆不破的，永恒的东西来接受，而哲学则是将其最初的发现看成是一种需要去揣测其意的符号。简言之，科学的理想在于研究，而哲学的理想在于解释。

不同于稍后出现的后现代理论，阿多尔诺相信通过建构和解释形象与观念之组合，可以提供社会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只与具体的特殊事物和特定的社会力量有关，而不是什么普遍真理的载体，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对超验实在的描述。

他认为哲学、艺术与社会学的综合将会避免大而不当的、普遍而空洞的哲学范畴，同时避免各门具体科学单纯的经验性微观分析。这些历史形象的组合就是模型，而创造这些模型的工具则是幻想。精确的幻想，严格遵循科学给它提供的材料。

他对基础主义作了类似于后现代理论的批判。而他的批判对象就是他说的prima philosophia，亦即第一哲学、第一原则哲学或始因（beginnings）哲学。他认为，第一哲学追求的是”纯粹“的起始点，追求知识的无可争议的基础。而一切经验和思想都是以语言、社会以及社会关系和客体为中介的。不存在与客体对立的纯粹的主体性；主体总是以客体为中介，反之亦然。而且，基础本身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物，一种唯心主义架设，一种对其自身之概念产品的膜拜。

阿多尔诺并没有打算抛弃主体概念，或是把它拒斥为一种意识形态幻觉。他呼吁重建而不是拒斥主体性。

哈贝马斯与现代性

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早期形式向晚期形式转变的剖析。前半部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公共领域的兴起提供了一个介于国家与私人领域之间，可供人们进行自由而理性的探究和讨论的领域。在这个时代中，个人和公民、一般人和城市自由人的只能相重叠，技能发展他们自己的能力，又能通过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来影响他们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书的后半部分则分析了公共领域在晚期现代性中的衰落。国家和私人企业取代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职能，公共领域退化为了统治领域。

在国家资本主义或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国家同经济融为一体，在管理经验和防止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职能。与此同时，国家取代了公共领域的教育、调解社会冲突、提供社会福利等功能，并且攫取了对广播等新闻媒体的占有权和控制权。

此外，大公司也进入了公共领域，把个人由一位公民，一位政治与文化事件的讨论者转变成了文化消费者、政治与媒体景观的旁观者。

不同于后现代理论，哈贝马斯力图肯定早期现代性，希望实现其尚未得到充分实现的潜能。

哈马斯是现代性的坚定倡导者，是他所说的现代性的进步方面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方面的批判者。他呼吁修正启蒙理性的计划，建议从某些方面对理性概念进行重建，并对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展开批判。另一方面，他批判了所有的反启蒙理论。

他指出现代性的主流哲学观点植根于一种主体主义的意识哲学，与这种主体主义意识哲学相对立，他提出了一种以”交往行动“为基础的间主体哲学。哈贝马斯呼吁从意识哲学向交往哲学的”范式转变“。他认为自己所追求的这种转变，最早起源于弗雷格和维根特斯坦。但他声称语言哲学仍然太主体主义了，哲学模型仍然基于自我/客体模型，而不是立基于自我/ 他人的交往模型。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哲学不同于主体哲学，他以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社会一致性以及语言的乌托邦潜能为基础，致力于达成理解，形成非强迫性的共识等等。

哈贝马斯相信，交往行动概念允许保留理性、共识、解放、团结等现代价值，因此可以同时为社会批判和社会重建提供基础。

哈贝马斯与后现代理论

和后现代理论一样，哈贝马斯也批判现代理性和形而上学。不过，他坚持认为，批判社会理论需要一个规范基础，以便为发起有效的社会批判和从事社会改造提供立足点。他认为，当前时代中的内在社会规范已经丧失了批判的力量。他声称”没有任何可供内在批判去诉诸的规范，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已经变得无所顾忌，不再对规范性批判有所反应。他指出，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以重建的方式“，亦即以非历史的方式来发展理论，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理论将不再以审示内在于传统生活方式中的具体理想为其出发点“（《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383）

替代从内在的历史形式中为批判寻找规范这种做法，哈贝马斯试图从语言和交往中被普遍视为当然的特质中寻找批判立场的基础。为此，他转向了一种超准演的（quasitranscendental）观点，从语言和交往的结构中，从人类历史中发展起来的交往与理解能力中，寻找社会批判所依赖的规范，寻找批判理论的基础。

(Roderick 1986, Rasmussen 1990)批评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复辟了一种准基础主义（quasi_foundationalist）观点，即试图在语言的潜能中寻找交往理论的基础。

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哈贝马斯混淆了理解和同意这两个不 同的概念，同时物化了生产与交往之间的区别。（Callinicos 1990）通过把共识颂扬为”达成理解“的理想状态，对个人实行操纵并压制差异。共识这一概念低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共识常常是通过把强者的意志强加到弱者身上来达成的。与此相对照，那些赞同利奥塔观点的人可能会强调陈述和保留差异以避免可能的压制和摆布的重要性。

不同于哈贝马斯和他的后现代批评者，我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形成歧见、挑战霸权观点、维护差异乃是最好的选择在另一些情况下，有必要达成共识，以便去促进某种政治或伦理目标的实现。两人都很片面。

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是后现代理论的始作俑者，他对现实性，包括启蒙和理性，进行了系统的攻击。拥护神话而贬抑理性，拥护酒神艺术而诋毁哲学。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这种非理性主义哲学精神，一股从尼采始，经巴塔耶再到福柯；另一股从尼采始，经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他批评德里达将哲学消解为文学，使哲学丧失了它的主体性，溶解于修辞和文学之中。虽然哈贝马斯赞赏福柯对现代主体性与制度的批判，但是他认为，福柯缺乏借以批判现代制度的立足点，规范性价值，因而未能为伦理和政治提供基础。

兄弟之争：哈贝马斯与利奥塔之争

Seyla Benhabid指出利奥塔纲领中的矛盾：他似乎不能决定究竟是希望去维护语言游戏的相对主义的、多元的异质性呢，还是去提出一个认识论立场来批判宏大叙事或科学的”述行“合法化实践。

无论是哈贝马斯还是利奥塔，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合法化原则提出了批判。因而很多场合，批判理论和利奥塔目标相近。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利奥塔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吞噬一切反抗形式的能力。据拉克劳说，1987年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利奥塔的政治分析倾向于一种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消溶一切的对立和异己的东西，这种悲观沉寂的单向度分析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法兰克福学派。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都反对传统哲学从理性或哲学中推演出规范，然后又用这些规范来证明他自己的知识之合法性的作法。两人都捍卫公正和话语政治，而且都同情各种新社会运动。差别，哈贝马斯强调共识，利奥塔强调歧见、论争和差异。

利奥塔虽然醉情于现代艺术，但他并不认为”真正的艺术会有阿多尔诺所想象的那种认知或解放功能。利奥塔对艺术的颂扬并不是因为艺术能够产生认知洞见，而是因为它能够产生”强度“或”情感“。

在美学和艺术中，最重要的是对某种东西的亲身感受或者使别人感受到某种东西。

结论部分，我们将强调，我们发现无论是任何版本的批判理论还是后现代理论，都未能为当前时代提供一个恰当的理论模型。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也都存在着某些共同的缺陷。两人都采取了一种语言学转向并逐渐地转向了哲学而疏离了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都接受了康德把理性划分为理论判断、实践判断和审美判断三个领域的观点，两人都赞同那种康德式的文化区分，认为每个不同的文化领域都有其自身的标准和合法性要求。就他们的美学理论来说，利奥塔明确地倡导aesthetics of the sublime 崇高美学，并指责哈贝马斯所倡导的优美美学aesthetics of the beautiful。不过，我们同意Martin jay的看法，不能将哈贝马斯关于美学的只言片语认为是优美美学。

重建批判社会理论

社会中永远都会有对抗、斗争以及局部的黑暗；因而永远都会有历史。